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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康安

福康安(1754年—1796年7月2日),富察氏,字瑶林,号敬斋,满洲镶黄旗人,清朝乾隆年间名将、大臣。大学士傅恒第三子,孝贤纯皇后之侄。福康安历任云贵、四川、闽浙、两广总督,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福康安早年参加第二次金川之战。他先后率军平定甘肃回民田五起事、台湾林爽文事件、廓尔喀之役、苗疆起事,累封一等嘉勇忠锐公。嘉庆元年(1796年)二月,赐福康安贝子,同年五月去世,追封嘉勇郡王,谥号文襄,配享太庙,入祀昭忠祠与贤良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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轶事典故

  喜乘大轿

  《清代之竹头木屑》载,福康安出行时坐轿(故事:清朝武臣,无乘轿之例),需用轿夫三十六名,轿夫们轮流抬轿,轿行如飞。就连出师督阵时,福康安也要坐轿,并给每个轿夫配备良马四匹,轿夫换班后,就骑马跟随。四川总督的轿子也很大,须轿夫十六人,里面有小童两人,负责装烟倒茶,并备有冷热点心百十来种。

  朱笔点蛙

  《南亭笔记》载,福康安率兵西征,路过一个僧庵,此时夕阳西下,就宿营此庵了。夜里蛙声不断,扰得福康安不能入睡。他大怒而起,命兵弁出去把这些青蛙都赶走。兵弁抓了一只,送给福康安。福见此蛙青翠可爱,就拿朱笔在蛙的脑门上点了一点,然后放生。从那以后,这个地方的青蛙脑门上都有一颗红点儿,至今犹在。据说,家里养一只这样的福蛙,可以规避火灾,所以当地居民称之为“福蛙”。

  公子浪游

  《水窗春呓》载,四川某地粮台王启焜,为福康安提供过无数钱财,是福康安身边的红人。有一年元宵节,王启焜的儿子去苏州游玩,没订到观灯的船。这王大少乃纨绔子弟,从小没吃过亏,第二年赌气预定了所有观灯船。本地人一艘船都找不到,以为是江海大盗的阴谋,赶紧报官。官府追查后,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将元凶王大少拘捕。正巧福康安从台湾平叛归来,知道了这件事。他命人把王大少带来,问清原委后,令其跪在船头,大声责骂,历数其不端行为,吓得王大少连连磕头谢罪。当地官员在旁边瞅着,也冒了一头冷汗——原来福康安跟王大少这么熟!他能像训自己的儿子一样训斥王大少,恰证明了一句话:爱之深则责之切。福康安走后,当地官员把王大少从狱中请出来,像伺候爷爷一样好吃好喝好招待,倒把王大少搞懵了。 

  无赖冒名

  昭梿的《啸亭续录》载,京城有个叫副天保的无赖泼皮,因与福康安的家奴是邻居,从平日里家奴的吹嘘中了解到了一些福康安的声势和排场,以及情状嗜好,觉得有机可乘,于是召集了数十名不务正业的无赖痞子,打着福康安的牌子旗号,沿途讹诈州县。为了避免被有见过福康安的地方官员识破,骗子们一路上都称福大帅偶染小恙,不便见客,所以不见任何人。而沿途州县的官员也不敢多问,只是争相行贿,以谋攀附巴结,副天保一行所获颇丰。骗子队伍来到湖南辰州,知府清安泰乃是福康安一手举荐提拔上来的人,如今见恩公到来,当即投上名帖求见。可是副天保一行却以各种借口百般阻挠,不肯让清安泰面见福康安。清安泰心下生疑,觉得事情可能有诈,遂强行闯入内室,揭开帐子锦被,发现是副天保扮作福康安躺在床上,于是赶紧招呼随从进来,把副天保一伙全部抓获,无一漏网者。事情上报到朝廷,乾隆知道后非常高兴,立马升了清安泰的官。清安泰最后官至浙江巡抚。

  轿夫骄横

  《三异笔谈》载,因福康安的军功显赫,又深获乾隆殊宠,气势熏灼,他手下的家奴也非常骄横,所经之处,辄向地方官员索要钱财,并经常滋事扰民。在征西过程中,福康安的轿夫跑到老百姓家里抢东西。当地巡视都司徐斐恰好看到,赶紧上前阻拦,轿夫一把将徐斐从马上拽下来,劈头盖脸一顿猛揍。川北道长官姚一如听说了这件事,非常气愤,想到福康安那里告状。有人对他说,福大人位高权重,向来抓大放小,怎么会关心这些小事呢?你去找他,惹其生气,反而麻烦;你们按自己的方式处理了,也没什么事!

  姚一如一听,也对,就令人把轿夫抓起来。轿夫不知大祸临头,仍然肆意咆哮。姚一如先用棍子敲打了他一顿,又抽了他四十个耳光,拎起来一看,轿夫被打死了。消息传到福康安那里,福康安并没有生气。其他轿夫兔死狐悲,不依不饶,竟然集体罢工。毕竟宰相门前七品官,福康安为安慰这帮轿夫,给他们挽回点面子,撤掉了了姚一如的成都知府。

  引领时尚

  《啸亭杂录》载,福康安好穿深绛色服饰,人言之为福色,因为“福”字,一语双关,都愿有“福”,所以民间也争效其色,都要做件“福色”袍子穿,以 借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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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就

  福康安一生征战南北,戎马倥偬,参与了四次镇压各地民变,是朝廷足资依靠的军事重臣。乾隆三十七年(1771年),任镶黄旗满洲副都统,以领队大臣参加大小金川之战,历时五年,率兵逾沟攀崖,冒雨雪出击,协同诸军攻克宜喜、勒乌围、噶尔崖等要隘寨堡。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金川平,升正白旗满洲都统。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至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相继任吉林将军、盛京将军、云贵总督,改四川总督兼署成都将军。

  乾隆四十九(1784年)年,福康安跟从将军阿桂率兵镇压甘肃回民田五起义,与参赞大臣海兰察会兵伏击,俘获义军首领张文庆。进封嘉勇侯。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被命为将军,偕海兰察督兵赴台湾镇压林爽文起义,俘首领林爽文、庄大田。台湾平,进一等嘉勇公。次年(1788年),迁督闽浙。后又移督两广,以私运木材罪夺职留任。

  乾隆五十六年(1790年),受命筹划集师抗击进攻西藏的廓尔喀(今尼泊尔)军。次年(1791年)二月,授大将军衔,率师出青海,行40日至前藏。会诸路兵万余人,以分路进攻、伏击等战法连败廓尔喀军,收复要隘济咙等被占藏地。继督兵追击,深入廓境,六战皆捷,迫廓尔喀言和。被授武英殿大学士。班师后,奉命筹议西藏善后章程(即后来《钦定西藏章程》之蓝本)。乾隆六十年(1795年),福康安统兵数万镇压湘黔石柳邓与吴八月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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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福康安生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户部尚书米思翰的曾孙,察哈尔总管李荣保的孙子,经略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的第三子,乾隆帝嫡后孝贤皇后的侄子。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福康安承袭云骑尉,授三等侍卫,命在乾清门行走。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擢二等侍卫,命在御前行走。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擢一等侍卫。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授户部右侍郎、镶篮旗蒙古副都统。

  平定金川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大小金川再次为乱,阿尔泰与桂林都调度无方,乾隆帝派福隆安赴前线审讯桂林,以阿桂接替。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福康安任职户部侍郎,不久改满洲镶黄旗副都统,受命赶赴四川军中任平叛将领。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正月,当阿桂攻打当噶尔拉山时,福康安持印而至,于是阿桂留福康安辅佐领兵作战。乾隆三十九(1774年)二月,清军攻喇穆喇穆,福康安督兵攻克西各碉堡,又与领队海兰察合军,乘胜攻下罗博瓦山,并北攻得斯东寨。一天夜晚,土司之兵乘雪雾迷蒙,夜色笼罩,偷偷登山,袭击副将军常禄保驻扎营地,福康安听到告急枪声,立即督兵赴援,击退了土司的进攻,受到乾隆帝嘉许。五月,驻扎在山麓上的土司又借着雨天的掩护,筑起两座碉堡,福康安率八百士卒,夜间冒雨攻打碉堡,入碉中袭杀数人后摧毁碉。乾隆嘉许他“壮军威、破贼胆”的行为,特旨褒奖。

  乾隆四十年(1775年)四月,乾隆帝鉴定福康安为西路得力之人,赴宜作战尤为出力,授为内大臣。五月,福康安克荣噶尔博山,进至第七峰,又赏嘉勇巴图鲁号,以后即以“嘉勇”二字为封爵佳号,重叠使用。福康安逐一克服多种碉垒营寨,到八月中秋夜,清军分兵自西北攻入勒乌围(今四川金川县内)土司营寨,索诺木逃走。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正月,俘获索诺木及家人.大小金川平定,清朝在此建懋功厅。

  平定大小金川之后,清廷论功行赏,封福康安为三等嘉勇男。福康安原袭之云骑尉,由兄长福隆安二子丰绅果尔敏袭。西征军返京日,乾隆帝亲往京城南郊行郊劳礼,赐给福康安御用鞍辔马一匹,御紫光阁饮晏,赐给缎十二端,白银五百两,并于紫光阁绘像,列前五十名功臣中。于是由户部右侍郎转为左侍郎。同年四月,擢为镶白旗蒙古都统,七月,赏戴双眼花翎。九月,再调正白旗满洲都统,十月,赐紫禁城骑马。

  总领一方

  由于福康安在大小金川之役中与士卒艰苦作战,克敌制胜,初步展示了他的军事才能,得到了重视武功的乾隆帝的赏识,于是一再提拔使用。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福康安被授予吉林将军之职,次年调任盛京将军。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被授为云贵总督,成为总领一方军政的封疆大吏。在云贵期间,福康安主张铜厂立法宜详,用人尤要应实,提出在云南多开采铜矿,使铜的产量增加,受到朝廷嘉奖。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八月,福康安又调任四川总督兼署成都将军。川陕之地向来为清朝视作军事重地,十分重视其总督及巡抚的人选,一般均以满洲重臣充任,福康安任为川督后,受命严缉“咽匪”。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五月,福康安奏蜀中“匪徒”已戢。八月,福康安即擢为御前大臣,加太子太保,次年命来京署工部尚书,五月,又授为总管銮仪卫大臣、阅兵大臣、总管健锐营事务。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三月,福康安再擢而为兵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福康安因其军功,受到乾隆的宠信和重用,不断加官晋职,成为声名显赫的朝廷重臣。

  平定民变

  甘肃的回族事件继发于撒拉族民变之后,由田五等人团结固原州、通渭一带回民,在甘肃通渭北六十里的石峰堡修筑营寨,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四月在盐茶厅小山地方起事,并向西北进军,但攻靖远、会宁不下,田五又于作战中死亡,遂折向东南,与通渭的回民一道攻通渭城。西安副都统明善率军与回军交战,清军陷入埋伏圈,全军千余人均覆没,明善亦毙命。在紧急形势之下,清廷急忙重瓤组织兵力,命福康安带钦差大臣关防,驰驿以赴甘肃镇压民变,并授参赞大臣,会同将军阿桂共同任事,又任命福康安为陕甘总督。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六月,福康安统兵赴隆德,进攻静宁底店,斩杀数千,攻破石峰堡,生擒张文庆等。福康安因此晋封为嘉勇侯。鉴于甘肃一带回民习武成风,而从文应试者很少,福康安为朝廷的长治久安考虑,上奏皇帝,提出“教导回民”的善后事务,清朝在循化厅设学校,以资训迪,得到乾隆帝的赞许,学校之设,在福康安是为了驯化民众,利于统治,而对边远地区的文化教育之事必定会产生实际效用。

  乾隆五十年(1785年)七月,福康安转为户部尚书,第二年又转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福康安受到乾隆帝倚重,并被授予了相当重要的权力。

  转战台湾

  在甘肃发生回民事件以后,东南的台湾又爆发了林爽文起义,以天地会的教义相号召,形成了强大的势力。起义者在林爽文领导下,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与清军展开激战,连克数县。清廷命闽浙总督常青为将军前往台湾府镇压民变,两相接触,农民军处在主动地位,声势更加浩大,连常青所驻府城也处于包围之中。由于常青镇压不力,乾隆又在五十二年(1787年)七月改派福康安为将军,与参赞大臣海兰察同赴台湾作战。十一月,福康安一行渡鹿仔港(今台湾彰化西南鹿港),登岸后,由新埤进兵,以主力进攻包围诸罗县城的农民军,双方交战至仑仔顶,农民军从竹围中出而抵御,福康安令军队原地不动,自领巴图鲁侍卫冲入起义军中,起义军不幸战败。诸罗一战,福康安以扭转战局、解除城围。同年十二月,清军继续对起义军进行围剿,福康安又统兵由内山搜至打铁寮诸社,分兵堵截海口及各要隘。终于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正月,在老衙崎俘获林爽文。

  前次诸罗被包围时,福州将军恒瑞在盐水港(今台湾台南县西北盐水镇)观望迁延,拥兵不救,请朝廷另派援兵。乾隆知情后遂命福康安弹劾恒瑞,问他妄请添兵,摇惑军心之罪,但福康安并未问及此事,而且在奏疏中为恒瑞多方开脱,称他作战奋勉,仍请将恒瑞留于军营。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正月,乾隆帝严厉责备福康安袒护亲戚,本想从重治罪,但因平定林爽文有功,从宽免其深究,只传旨严行申饬。林爽文起义失败以后,福康安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二月继续督兵赴南路镇压农民军余部,将农民军追至台湾最南端的郎峤,水陆并发,将南路起义军首领庄大田俘获。至此,台湾的农民军被全部镇压下去。清廷命在台湾郡城及嘉义县为他各建生祠塑像,在紫光阁绘二十功臣图像。当年,福康安即调任闽浙总督。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正月,因越南滋扰广西边境,乾隆又将他调任两广总督。七月,和珅之弟、巡漕御史和琳参奏湖北按察使李天培,用湖广粮船私运木材,由此讯得福康安捎信索购一事,乾隆严旨令福康安自劾,罚其三年的总督养廉银,加罚公俸十年,革职留任,但马上即减免。可见和珅、和琳兄弟与福康安居对立之势,乾隆帝对此自有处理办法,使这一文一武之臣都在宠渥之中。

  驱廓保藏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廓尔喀以西藏当局征收贸易税太重为由,派兵入侵西藏边境。乾隆五十六年(1790年),廓尔喀又再次兴兵,直犯班禅额尔德尼驻锡的日喀则,而驻藏大臣保泰临阵退缩,竟想把达赖和班禅移至青海。清廷闻报,即派福康安为将军,与参赞海兰察、奎林(福康安堂兄)率巴图鲁侍卫入藏,迎击入侵的廓尔喀。九月二十九日,福康安自京启程,由山西、青海一路驰驿赴藏。翌年正月初三到达青藏边界,正月二十日抵拉萨。从西宁至拉萨,全程四千六百里,途中步行六十天。

  福康安抵藏后,乾隆帝命他迅速出兵作战,不使廓尔喀军队有喘息之机,以尽快收复失地。福康安在各路人马到齐后,即行进剿。乾隆五十七年(1791年)四月二十七日,福康安由今西藏南部边境的第哩浪古进兵,五月六日行至擦木附近,福康安乘夜色潜兵进攻,兵分五队,两路深入敌寨左右山梁堵截;二十八日,终于攻克防守坚固的碉寨,夺取了擦木。 [11]  攻下擦木之后,福康安所部军队直趋济咙。五月十日,福康安分兵出击,成功地占领济咙的廓尔喀军寨子,收复了济咙。至此,清军廓清了自擦木至济咙边境的廓尔喀军。

  乾隆五十七年(1791年)五月十三日,福康安又率军由济咙出发,沿路攻打敌寨,直抵距阳布一百余里的雍雅(今尼泊尔境内)。廓尔喀举国震惊,因此乞降。福康安至热索桥以后,以为抵阳布必将“势如破竹,旦夕可奏功,甚骄满,拥肩舆挥羽扇以战”,自比诸葛亮,于是士兵也产生懈怠思想,廓尔喀军趁机而入,因此清军也伤亡惨重。廓尔喀国王表示退回在扎什伦布寺劫掠的财物,今后再不侵犯西藏。这次入藏征讨廓尔喀的胜利,保证了清朝边境的安宁和西藏社会的稳定,成功地维护了清朝国家的领土完整。

  乾隆帝对征廓尔喀之役的主要统帅福康安也倍加赞赏,于是实授为武英殿大学士,加封忠锐嘉勇公,福康安被列为首功之人。在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又将福康安授为领侍卫内大臣,并照王公名下亲军校之例,赏给六品顶带蓝翎三缺,令福康安于其得力家人中,酌量给戴,以示宠异。 乾隆五十七年(1791年)七月,清政府为了加强对西藏地区的管理,命福康安会同八世达赖、七世班禅等西藏宗教首领共同筹议办理西藏善后事宜,双方经过会商,共提出一百零二项条款。乾隆五十八(1792年)年正月,经清政府修订为二十九条,即《钦定藏内善后章程》,改革并充实了多项方针,加强了驻藏大臣的职权和地位。

  死后哀荣

  乾隆六十年(1795)二三月间,清政府调遣云贵总督福康安、四川总督和琳、湖广总督福宁率领七省兵力十余万人,分路镇压。八月,聚集在平陇的起义军推吴八月为苗王,石柳邓、石三保为将军。福康安、和琳采用剿抚并用的措施。九月,吴半生被俘获。十二月,吴八月被俘。初战告捷,乾隆帝破格封福康安为贝子,他是第一个宗室之外,活着被封为如此显爵的人。

  由于长途跋涉和紧张作战,福康安病倒在军中,但他仍继续督战,终因积劳成疾,在嘉庆元年(1796年)五月,病逝军中。同年六月,石三保被诱至坳溪被俘。起义领袖相继遇害,起义军开始失利。九月,额勒登保代替先后病死军中的福康安与和琳为统帅,调集重兵围攻起义军,至十二月,起义军的最后据点石隆寨失陷,石柳邓战死于贵鱼坡,苗疆至此平定。乾隆帝万分悲痛,追封福康安为嘉勇郡王,配享太庙,并建立专祠以致祭。不过,后来的嘉庆帝并未像其父亲那般褒奖福康安,多次追加谴责他在军中挥霍无度。嘉庆十三年(1808年)嘉庆帝将福康安儿子由世袭贝勒降为贝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