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崔氏四首 其二
畴昔衣冠士,同游若云烂。欢宴未及终,存亡在转盼。
亡者长沉埋,存者各飘散。俯仰天地间,念之一惋叹。
出门送我友,言返故乡县。登高望古疆,河卫浩以漫。
山川白日冥,匹鸟鸣相乱。怆恻怀征途,令我肠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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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歌倚东楼,行子期晓发。秋风渡江来,吹落山上月。
主人出美酒,灭烛延清光。二崔向金陵,安得不尽觞。
水客弄归棹,云帆卷轻霜。扁舟敬亭下,五两先飘扬。
峡石入水花,碧流日更长。思君无岁月,西笑阻河梁。
该诗是送别诗的名作,诗意慰勉勿在离别之时悲哀。起句严整对仗,三、四句以散调相承,以实转虚,文情跌宕。第三联“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奇峰突起,高度地概括了“友情深厚,江山难阻”的情景,千古传诵,有口皆碑。尾联点出“送”的主题。
全诗开合顿挫,气脉流通,意境旷达。一洗古送别诗中的悲凉凄怆之气,音调爽朗,清新高远,独树碑石。此诗一洗往昔送别诗中悲苦缠绵之态,体现出高远的志趣和旷达的胸怀。“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两句,成为远隔千山万水的朋友之间表达深厚情谊的不朽名句。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阙”,是皇宫前面的望楼。“城阙”,指唐的帝都长安城。“三秦”,指长安附近关中一带地方。秦末项羽曾把这一带地方分为三国,所以后世称它三秦。“辅”,辅佐,这里可以理解为护卫。“辅三秦”,意思是“以三秦为辅”。关中一带的茫茫大野护卫着长安城,这一句说的是送别的地点。“风烟望五津”。“五津”指四川省从灌县以下到犍为一段的岷江五个渡口。远远望去,但见四川一带风尘烟霭苍茫无际。这一句说的是杜少府要去的处所。因为朋友要从长安远赴四川,这两个地方在诗人的感情上自然发生了联系。诗的开头不说离别,只描画出这两个地方的形势和风貌。举目千里,无限依依,送别的情意自在其中了。
诗人身在长安,连三秦之地也难以一眼望尽,至于远在千里之外的五津是根本看不见的。作诗,往往超越常人的视力所及,用想象的眼睛看世界,可以置万山于几席,览千春于瞬息。“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从河源直看到东海。“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从三峡直看到长安。这首诗运用这种手法,一开头就展开一个壮阔的境界,同一般的送别诗只着眼于燕羽、杨枝,泪痕,酒盏是不相同的。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彼此离别的意味如何?同是为求官飘流在外的人,离乡背井,已有一重别绪,彼此在客居中话别,又多了一重别绪:其中真有无限凄恻。开头两句调子高昂,属对精严,这两句韵味深沉,对偶不求工整,比较疏散。这固然由于当时律诗还没有一套严格的规定,却也有其独到的妙处。开头如千尺悬瀑,从云端奔泻而下,接着便落入深潭,潺潺流来,飞韵清远,形成了一个大的起伏、一个强的跌宕,使人感到矫夭变化,不可端睨。
再接下去,第五六两句,境界又从狭小转为宏大,情调从凄恻转为豪迈。“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远离分不开真正的知己,只要同在四海之内,就是天涯地角也如同近在邻居一样,一秦一蜀又算得什么呢。气象阔达,志趣高远,表现真正的友谊不受时间的限制和空间的阻隔,既是永恒的,也是无所不在的,所抒发的情感是乐观豁达的。
结尾两句“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这两行诗贯通起来是一句话,意思是:在这即将分手的岔路口,不要同那小儿女一般挥泪告别啊!是对朋友的叮咛,也是自己情怀的吐露。紧接前两句,于极高峻处忽然又落入舒缓,然后终止。拿乐曲做比方;乐曲的结尾,有的于最激越处戛然而止,有的却要拖一个尾声。这首诗是采用第二种手法结尾的。欣赏古代诗歌,特别是象五律这样既严整又短小的诗歌,不光要吟味它的某些妙句,还要领悟它的章法,它的思路的顿挫、腾跃,变化和发展。文似看山不喜平,诗也如此。
右军本清真,潇(xiāo)洒出风尘。
山阴遇羽客,爱此好鹅宾。
扫素写道经,笔精妙入神。
书罢(bà)笼鹅(é)去,何曾别主人。
右军:即晋朝王羲之。因他曾任右将军,故称“王右军”。本:原来,本来。清真:纯洁质朴。潇洒:洒脱,毫无拘束。出:一本作“在”,超脱。风尘:这里指污浊、纷扰的仕宦生活。
山阴:即今浙江绍兴。遇:一本作“过”,不期而会。羽客:亦称“羽士”。羽,含有“飞升”的意思。旧时因道士多求成仙飞升,故称道士为“羽士”。要:通“邀”,中途相邀。一本作“爱”。好:喜爱。鹅宾:鹅的宾客。这里指王羲之。
扫素:素,白绢。意为在白绢上飞快地书写。道经:即“道德经”。笔精:笔的精魂,喻精通笔法。这里指王羲之精湛的书法艺术。入神:达到神妙的境界。
罢:终。笼鹅:把鹅装进笼里。去:离开。主人:指上句的羽客山阴道士。
本诗典出南朝宋虞和“论书表”:“羲之性好鹅。山阴昙禳村有一道士,养好鹅十余。右军清旦乘小艇故往,意大愿乐,乃告示求市易,道士不与,百方譬说不能得。道士乃言性好‘道德’,久欲写河上公‘老子’,缣素早办,而无人能书。府君若能自屈,书‘道德经“各两章,便合群以奉。羲之便住半日,为写毕,笼鹅而归。”诗人以简洁精炼的语言把上述故事诗化了,便于人们朗诵、歌唱。
从这首诗中,进一步说明了书法在晋代已成为一种令人神往的艺术品。王羲之在当时已有很大的名气,墨迹已相当值钱。这与诗人在“草书行歌”中说王羲之为“古来几许浪得名”是相矛盾的。由此,“草书行歌”是否确系李白所写也可作为一个怀疑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