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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谥文正,汉族,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县杨树坪(现属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晚清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清朝战略家、政治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曰文正。
80篇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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轶事典故

身体小谈

  曾国藩出生时,祖父曾经梦到有一只巨蟒缠在他家的柱子上,所以认为曾国藩是巨蟒转世,曾国藩出生后家中的一棵死梧桐树竟然重新焕发出了生命,让其祖父更加相信巨蟒转世这一梦语。而凑巧的是曾国藩患有类似“牛皮癣”一类的皮肤病,(有一说“火蟒藓”),浑身上下都是像蛇的鳞片一样的癣,所以曾国藩也相信了巨蟒转世这一梦语。曾国藩还有一个奇怪的爱好——爱吃鸡,却最又怕鸡毛。当时紧急公文,在信封口处往往要粘上鸡毛,俗称鸡毛信、鸡毛令箭。每当曾国藩看到这种信,总是毛骨悚然,如见蛇蝎,必须要别人帮他取掉鸡毛,他才敢拆读。古时候曾有这样的说法:“焚烧鸡毛,毒蛇闻气就死了,龙蛇之类,也畏惧这种气味。”曾国藩对鸡毛害怕到这种程度,难免也被人理解为蟒蛇转世。在岳麓书院学习时因为怕别人看到身上的鳞片,所以夏天燥热时还穿戴整齐地读书,让先生大加赞赏。

  爱好:抽纸烟、下围棋

审案局里的“曾剃头”

  曾国藩,人们都叫他“曾剃头”,但这不是因为他杀太平军而获得的外号,而是因为他在长沙开审案局,杀了太多的所谓湖南“土匪”而得到的外号。杀错的人有没有呢?有。当时长沙的知府叫苍景恬,他写了一份回忆录,里面就记载曾国藩的审案局,就因一个案子,就错杀了至少4个人。那是一个冤案,但是曾国藩把好人杀了,把坏人放了。

审鸡蛋案

  一天,天气晴朗,年幼的曾国藩从学校回到了家里。刚放下书包,其父就焦急地说:“我明明煮了五个鸡蛋,怎么只有四个?”于是就把曾国藩叫来,对他说:“煮熟的鸡蛋是分给你们吃的,现在少了一个,不知是哪个偷吃了,快帮你母亲查一查。” 曾国藩思索了一下,答到:“这个很容易,我有办法查出来。” 说罢,曾国藩端出一个脸盆,倒了几杯茶,把家里的人都喊拢来,叫每人喝一口茶水,吐到盆里,他站在旁边观察,结果有一个佣人吐出的茶水里夹有鸡蛋黄粉。曾国藩的父亲高兴极了,觉得儿子聪明,将来能当官审案子。

“千年死一个”

  富厚堂,是曾国藩的故居。大门口悬挂着“毅勇侯第”四个金色大字。“侯府”建于清同治年间,是曾国藩委托其弟在家营造的。据说建房的时候,曾国藩兄弟对匠工师傅款待很好,而对一般徒弟则有所刻薄。新屋建成的时候要诵“上梁文”,砌工老师傅尽赞美语,操着荷叶土音为之颂曰:“两江总督太细喱,要到京里做皇帝。”

读书当如曾国藩

  “买书不可不多”,是曾国藩的观点。道光十六年,自京师“贷百金,南归过金陵,尽以购书”。归家后,“侵晨起读,中夜而休,泛览百家,足不出庭户几一年”。

  “看书不可不知所择”,是他的另一观点。他最终所择者,于四书五经之外,就是《史记》《汉书》《庄子》及韩愈等人的文章。

毛泽东“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毛泽东年轻时,曾对曾国藩倾服备至,现藏韶山纪念馆的光绪年间版《曾国藩家书》中,数卷扉页上都有毛泽东手书的“咏之珍藏”。他曾说:曾国藩建立的功业和文章思想都可以为后世取法。认为曾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孕群籍而抱方有”,是国学的入门书。曾国藩治军最重视精神教育,毛泽东一生很注意这点。曾“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毛建立红军之初便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蒋介石推崇曾国藩

  蒋多次告诫他的子弟僚属:“应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书版及书札”,“曾文正家书及书札......,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他审订《曾胡治兵语录注释》时说:曾氏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在黄埔军校,他以曾国藩的《爱民歌》训导学生。他说我认为曾、左能打败洪、杨是他们的道德学问、精神与信心胜过敌人。曾国藩被后人推许为孔子、朱子以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圣哲;建树功业、转移运世的伟人贤者,清朝咸同中兴第一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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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就

文学成就

  曾国藩继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乃湖湘文化的重要代表。他论古文,讲求声调铿锵,以包蕴不尽为能事;所为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故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为后世所赞。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变革、发展,又选编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以作为文的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称为湘乡派。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他文风影响。所著有《求阙斋文集》、《诗集》、《读书录》、《日记》、《奏议》、《家书》、《家训》及《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等。不下百数十卷,名曰《曾文正公全集》,传于世。另著有《为学之道》、《五箴》等著作。

军事功劳

  咸丰二年(1852年)十一月,太平军自湖南北出,攻克汉阳。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创立地方团练,称为湘军。分陆军、水师两种,士兵则招募湘乡一带农民为主,薪俸为一般绿营的三倍左右,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咸丰四年(1854年),总计有陆军十三营六千五百人,水师十营五千人,会集湘潭,誓师出征。初战在岳州、靖港败于太平军,接连吃败战,曾国藩几跳水自尽,在上书时,只能以「屡败屡战」自嘲。后沉静自省,重整旗鼓,复占岳州、武昌,太平军势力退出湖南。咸丰八年(1858年5月),攻占九江,气势如虹;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荃包围安庆,以「扎硬寨,打死仗」闻名。同治三年(1864年),湘军攻破天京(南京)。太平军抵抗湘军,让湘军吃足苦头,南京城破时,曾国藩说:「今粤匪之变,蹂躏竟及十六省,沦陷至六百余城之多,而其中凶酋悍党,如李开方守冯官屯、林启容守九江、叶芸来守安庆,皆坚忍不屈。此次金陵城坡,十万余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曾国藩入南京后,信守对将士们的诺言,「……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李圭:《思痛记》)曾国荃杀人如麻,纵兵焚城,「雪帅」彭玉麟见状不满,先后二次(1861年安庆之围与1864年金陵之围)致函曾国藩,要求大义灭亲。

  湘军将帅之廉勇,军纪之严明,是其勇猛善战的重要原因,亦使湘军威震天下。由此,战乱各省纷纷赴湖南募勇招兵,蔚然成风,后人有“天下无湘不成军”之说。

思想学术

  曾国藩一生奉行程朱理学,但对于程朱之学并未盲目崇拜,事实上,他对于宋明儒学其他支派的思想亦多所汲取。宋明理学实际上分为气学、理学和心学三个学术派别。

  曾国藩在政治实践和军事斗争中也渐渐地看到了程朱理学“指示之语,或失于隘”、或“病于琐”、或“偏于静”的局限。在这种情形下,曾国藩对心学表现出了宽容的学术姿态。对于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学术争辩,他认为对于两家之争应取其同,避其异,扬其长,兼收并蓄,扬长避短,推进儒学的发展。

  曾国藩还以气学在生成论方面的资源来弥补理学之局限,谓“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依着气学的思路,曾国藩认为,天地万物均因禀气而生,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最终基元。在禀气而生这个意义上,天地万物是“同体”的。

  不过,曾国藩同时认为,虽太和絪緼之气流行不止,天地万物最初所得之气“均耳”,但人与物、圣人与常人实所禀有之气并不相同。就人与物相对而言,人得气之全,物却仅得气之偏;故人有知性,而物仅得物性。就人类而言,圣人所禀之气清且厚,常人所禀之气却浊而薄。

  “自其初而言之,太和絪緼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圣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均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圣人者,既得其全,而其气质又最清且厚……”

处世交友

  曾国藩对交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要集思广益,兼听而不失聪。“处世方面,曾国藩认为,“处此乱世,愈穷愈好”。身居高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为人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

  曾国藩写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处世交友之道。

疆场竞斗

  曾国藩以编练湘军起家,书生治国,镇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其军事思想内涵极丰,集显过人之处。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主张军政分理,扣负其责。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治军以严明军纪为先,同时着意培养“合气”,将士同心,他认为“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选择有四点要求:“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实识,四曰营务整齐”。曾国藩军事思想中最丰富并值得今人借鉴的是其战略战术。如“用兵动如脱兔。静如处女”,主客奇正之术,“扎硬寨,打死仗”,水师不可顺风进击,善择营地,“先自治,后制敌”,深沟高垒,地道攻城之术,水陆配合,以静制动,“先拔根本,后翦枝叶”等等。

治家方略

  曾国藩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家庭成员中人人孝悌的原则。孝容易理解,就是对父母、对长辈的感恩、尊敬与赡养。悌是指兄弟之间和睦友爱,也就是同辈之间的融洽与和谐。在曾国藩家书里,一般都以为他给孩子写的信最多,事实上他写给弟弟的信才是最多的,可见他对兄弟之间关系的重视。曾国藩有段著名的评论,说家庭兴旺的规律是:天下官宦之家,一般只传一代就萧条了,因为大多是纨绔子弟;商贾之家,也就是民营企业家的家庭,一般可传三代;耕读之家,也就是以治农与读书为根本的家庭,一般可兴旺五、六代;而孝友之家,就是讲究孝悌的、以和治家的家庭,往往可以绵延十代八代。

  曾国藩在“和以治家”的宗旨下还特别强调“勤以持家”。这个勤以持家在曾国藩那有两层意思,一是家庭成员要克勤克俭,一是做家长的要勤以言传身教。曾国潘说的这些,他自己就能一丝不苟地带头去做,而且做得非常好。比如大儿子曾纪泽喜欢西方社会学,曾纪鸿喜欢数学和物理学,曾国藩虽然一窍不通,也能尽自己所能去了解,去努力学一点。这样的父亲,才不愧是一个真正“勤以持家”的父亲。在曾国藩的影响下,曾纪泽总是会亲自教孩子们学英语、数学、音乐,还教他们练书法、写诗文、讲解经史典章,不论再忙,每日总要抽出时间来陪孩子、陪家人,这就是最好的家庭教育。所以,曾家子弟为什么代代皆有英才。曾国藩子孙、曾孙,甚至玄孙里,有很多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书法作品

  曾国藩在书法上的突出成就一直为他历史上的重大影响所掩盖。曾国藩对于书法理论的阐述见其《日记》、《家书》及一此文章中。他首先对当时阮元抛出的南北书派论有独到的认识,他既赞成又提出批评,主张南北兼而有之。他对书法的本源,提出乾坤大源之说。从乾道——阳刚美——着力——雄奇——大气,从坤道——阴柔美——不着力——淡远——韵胜,形成了他一个系统的书法理论观。曾国藩一生勤勉于书法创作,走过了一条由泛而专,由继承古典到创新时尚的曲折探索道路。他留下了近130万字的《日记》是中国古代罕见的一部巨型书法作品。他的楷书劲健刚拔,竖起了一面承唐继宋明而刚柔相济的正书旗帜。他的行书劲健遒俊而华美。他的小楷与小行书是整个清代的典范。他应是与同代包世臣、何绍基齐名的大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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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嘉庆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1811年12月26日),曾国藩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荷叶塘白杨坪(今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大坪村)的一个普通耕读家庭。兄妹九人,曾国藩为长子。祖辈以务农为主,生活较为宽裕。祖父曾玉屏虽少文化,但阅历丰富;父亲曾麟书身为塾师秀才,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自然得到二位先辈的伦理教育了。曾国藩五岁启蒙,六岁入家塾“利见斋”。

  道光六年(1826年)春,应长沙府童子试,名列第七名。

  道光十年(1830年),前往衡阳唐氏宗祠读书,一年后转入湘乡涟滨书院。

  道光十二年(1832年),曾国藩考取了秀才。

  道光十四年(1834年),曾国藩进入长沙岳麓书院演习,同年参加湖南乡试,中试第三十六名举人,并动身入北京准备来年的会试。

  道光十五年(1835年),曾国藩会试未中,寓居北京长沙会馆读书。次年恩科会试再次落第,于是返回长沙,于同乡刘蓉、郭嵩焘等居于湘乡会馆。

十年七迁
  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再次参加会试,终于成功登第,殿试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自此,他一步一步地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朝考列一等第三名,道光帝亲拔为第二,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道光二十年(1840年),散馆考试,名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7月,钦命为四川乡试正考官。8月,补授翰林院侍讲。12月,充文渊阁校理。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转侍读。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3月,任会试同考官。5月,升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9月,转左庶子,不久升侍讲学士。12月,充日讲起居注官。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充文渊阁直阁事。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大考二等,6月,升任内阁学士加礼部侍郎衔。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稽察中书科事务。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正月,授礼部右侍郎。8月,署兵部左侍郎。次年6月,署工部左侍郎。在京十多年间,曾国藩就是这样坚韧不拔地沿着这条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十年七迁,连跃十级。

组建湘军
  咸丰元年(1851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组织起事。咸丰帝诏群臣言得失,曾国藩进言“今日急务,首在用人”,又推荐李棠阶、吴廷栋、王庆云、严正基、江忠源五人,再上书《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直指咸丰帝的过失,咸丰帝“怒掷其折于地”,数日后复阅,才心服而纳谏,并对其加以褒答。5月,署刑部右侍郎。10月,充顺天武乡试正考官。

  咸丰二年(1852年)正月,署吏部左侍郎。6月,充江西乡试正考官,途中因母丧归家。这时太平天国运动已席卷半个中国,尽管清政府从全国各地调集大量八旗军、绿营官兵来对付太平军,可是这支腐朽的武装已不堪一战。因此,清政府屡次颁发奖励团练的命令,力图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装来遏制太平军势力的发展,这就为曾国藩的湘军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机会。11月,清政府命令曾国藩和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团练。

  咸丰三年(1853年),借着清政府急于寻求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的时机,他因势在其家乡湖南一带,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勇,并清廷上书征用了还只是都司的塔齐布。八月,曾国藩获准在衡州练兵,“凡枪炮刀锚之模式,帆樯桨橹之位置,无不躬自演试,殚竭思力”,并派人赴广东购买西洋火炮,筹建水师。

  在团练湘勇期间,他严肃军纪,开辟新的军队,他先后将5000人的湘勇分为塔、罗、王、李等十营,并将团练地点由长沙迁至湘潭,避免与长沙的绿营发生直接矛盾。

镇压天国
  咸丰四年(1854年)2月,湘军倾巢出动,曾国藩发表了《讨粤匪檄》。在这篇檄文里,他声称太平天国运动是“荼毒生灵”,“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接着号召“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其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故动员了当时广大的知识分子参与到对太平军的斗争当中,为日后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曾国藩命褚汝航为水军统领,塔齐布为陆军咸丰,率大小船舰240艘,水陆大军17000人,挥师东下。3月,岳州战事不利。4月,在靖港水战中又被太平军石祥贞部击败,曾国藩愤而投水自尽,幸被幕僚章寿麟所救。因战事不利,曾国藩得旨革职。

  此时,塔齐布与守备杨载福、知县彭玉麟带领陆军攻克湘潭。七月二十五日,曾国藩重整水陆各军后,出师攻陷岳州,击杀太平军曾天养,并攻克城陵矶,因功赏三品顶戴。10月14日取武昌、汉阳,因功赏二品顶戴,署湖北巡抚,赏戴花翎。因曾国藩努力推辞,而赏兵部侍郎衔。12月2日,曾国藩攻陷田家镇,杀敌数万,焚舟五千,进围九江。曾国藩因调度有方,赏穿黄马褂。

  咸丰五年(1855年)2月12日夜,石达开总攻湘军水营于湖口,烧毁湘军战船100余艘。曾国藩跳船得免,座船被俘,“文卷册牍俱失”。曾国藩愤怒至极,打算策马赴敌以死,罗泽南、刘蓉力劝乃止。曾国藩派李孟群、彭玉麟、胡林翼支援武昌,而自己亲自到江西招兵造船。7月,塔齐布卒于军营,曾国藩赶往九江,统帅他的部队。8月,收复湖口。9月,补授兵部右侍郎。

  咸丰六年(1856年),石达开进攻江西,曾国藩坐困南昌,这时罗泽南卒于军营中,彭玉麟走千里杀入重围至南昌助守。9月2日,洪秀全与杨秀清内讧,史称天京事变,南昌解围。10月,曾国藩在长募勇组建吉字营入援江西。

  咸丰七年(1857年)2月20日,其父去世,曾国藩偕弟曾国华回籍奔丧。7月,两次上疏,请求在家终制,获咸丰帝准许。在当年建“思云馆”。

  咸丰八年(1858年)5月19日,李续宾、杨岳斌率水陆两军攻陷九江。7月13日,曾国藩接咸丰谕出办浙江军务,救援福建。十二月,作《爱民歌》以训湘军。

  咸丰九年(1859年)11月,曾国藩拟四路进兵之策,曾国藩攻取安庆,多隆阿、鲍超攻取桐城,胡林翼攻取舒城,李续宜攻取庐州。

  咸丰十年(1860年)2月,曾国藩破陈玉成于太湖。由于两江总督何桂清放弃常州而奔上海,导致苏州、常州失陷。4月,清廷命曾国藩马上赶赴江苏,并先行赏加兵部尚书衔,署两江总督。6月,实授两江总督,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江南军务。7月,命皖南军务归曾国藩督办。

攻占南京
  咸丰十一年(1861年)9月5日,湘军攻陷安庆。9月25日,曾国藩移住安庆。12月20日,加太子太保衔,奉旨督办四省(苏、皖、浙、赣)军务,其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同月,在安庆创办内军械所。年底,定三路军进军之策:“以围攻金陵属之国荃,而以浙事属左宗棠,苏事属李鸿章,于是东南肃清之局定矣。”

  同治元年(1862年)1月31日,曾国藩奉旨任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曾国荃补授浙江按察使。二月十四日,左宗棠率军由江西入浙江。四月,李鸿章率军抵上海。五月,曾国荃率军进驻雨花台,会同彭玉麟的水师围攻天京。六月,洪秀全命令各地太平军回援天京,太平军集结二十万人兵力,十月起大战湘军四十多天,未能取胜。

  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攻克钟山,合围天京。7月,湘军攻破天京,对无辜平民展开屠杀与抢掠。当时的南京城被烧毁,平民死伤无数,南京人称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为“曾剃头”、“曾屠户”。同月,朝廷加曾国藩太子太保、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八月,奏准裁撤湘军25000人。

追剿捻军
  同治四年(1865年)1月,选汉唐以来各臣奏疏17首,编《鸣原堂论文》。3月,主持修葺种山、尊经两书院。收养八百孤寒子弟,并从自己养廉银中捐款课奖。5月26日,曾国藩率军赴山东剿捻。6月,主持整理《王船山遣书》完稿,共320卷,交金陵书局出版。六月十八日,北上剿捻之策:重镇设防,划河圈围,清野查圩,马队追踪。9月,经杨州、清江浦抵徐州。一路调兵布防堵围,沿途又张榜招员。10月,将金陵制造局上迁海虹口,和李鸿章原设的炮局及购自美国人的铁厂合并,再加容闳购回的百多部机器建成江南制造总局。12月,核定长江水师永远章程及营制营规。

  同治五年(1866年),曾国藩奉旨进驻周家口,以钦差大臣的重权身份,督师剿捻。曾国藩根据捻军行踪不定、流动作战的特点,采用了“重点防务、坚壁清野和画河圈围”的对策,但最终全部失败。后来,他在周口西至漯河建立起“沙河百里防线”,希望借此天堑消灭捻军。

主办洋务
  同治六年(1867年)3月,在江南制造总局下设造船所试制船舰。同时拟设译书馆。5月,会同李鸿章将江南制造总局由虹口迁高昌庙,征地扩迁,规制大增。六月,补授体仁阁大学士。

  同治七年(1868年)4月,奉上谕改授为武英殿大学士。5月31日,至上海视察江南制造成总局。8月,奉命调任直隶总督。9月,江南造船厂试制的第一艘轮船驶至江宁,曾登船试航,取名“恬吉”。12月,曾国藩抵达北京,拜见慈禧太后与同治皇帝。

天津教案
  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改任直隶总督。曾国藩奉命前往天津,办理天津教案,考量当时局势,没有与法国开战,“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问情罪之一当否”,在法国的要求下,商议决定最后处死为首杀人的8人,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并由崇厚派使团至法国道歉。

  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省馆所书楹帖被毁,曾国藩深知其中和战利害,自引其咎,得到丁日昌的同情。曾国藩背负骂名,病情加重,于是召来李鸿章处理案情。

回任两江
  同治九年(1870年),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平民张汶祥刺杀于后,朝廷命曾国藩再任两江总督,前往南京审理该案。

  同治十年(1871年)8月19日,挈李鸿章联衔会奏《拟选子第出洋学艺折》。九月,视察水陆各营防务、训练情况。十一月抵达上海。

  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27日,曾国藩领衔上奏,促请对“派遣留学生一事”尽快落实。并提出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推荐陈兰彬、容闳为正副委员常驻美国管理。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荐举刘翰清“总理沪局选送事宜”。此后,曾国藩时发脚麻之症,舌蹇不能语。

  同年二月初四日(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午后在南京西花圃散步,突发脚麻,曾纪泽扶掖回书房,端坐三刻逝世。百姓巷哭,绘像祀之。朝廷闻讯,辍朝三日。追赠太傅,谥号“文正”,祀京师昭忠、贤良祠,各省建立专祠。6月25日,灵柩运抵长沙。7月19日,葬于长沙南门外之金盆岭。

  同治十二年(1873年)12月13日,改葬于善化县(今望城区)湘西平塘伏龙山。与夫人欧阳氏合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