讽今

　　从内容结构上看，此赋可分为四段。

　　第一段，写阿房宫的雄伟壮观。

　　开篇先用四个三字短句领起，音节紧凑，气势不凡，达到了先声夺人的效果。这12个字，既写出了秦始皇一统天下的豪迈气概，也写出了阿房宫兴建营造的非同凡响，语言简练到不能删削分毫的程度，笔力千钧。接下来从全景到本体构筑，写阿房宫的雄伟壮观。“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勾勒出阿房宫占地广阔、凌云蔽日的宏伟气势，给人一个总体的印象。“骊山北构而西折”四句，写阿房宫是依着山势、就着水流而修建的，仍然突出了它利用自然、巧夺天工的气派。以下由写渭水和樊川的“流入宫墙”，自然地过渡到写阿房宫的建筑特点。其中实写了楼阁、廊檐，描绘得细致入微；虚写了长桥、复道，想像得神奇瑰丽。然后用夸张和衬托的手法，借写歌舞的冷暖，描述阿房宫“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的怪现象，陪衬出它的宏大宽广。

　　第二段，写阿房宫里的美人和珍宝，揭露秦朝统治者奢侈的生活，为下文的议论设伏。

　　先写“妃嫔”的由来，说明是“六王毕，四海一”的结果，照应篇首。作者一连用了“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等六组排比句式，写宫人梳妆打扮、“缦立远视，而望幸焉”的凄惨生活。镜如明星，鬟如绿云，“弃脂”涨渭水，焚椒兰成烟雾。这些生动的描写，既表现了宫女命运的悲惨，也揭示了秦始皇生活的骄奢淫逸。“燕赵之收藏”以下，由写人的被欺辱转而写物的被践踏。在这里，原来六国珍藏的玉石金鼎，像土块、铁锅一样堆弃着，“秦人视之，亦不甚惜”。

　　第三段，由描写转为议论，显示出作这篇赋文的本意。

　　先以“嗟乎”发出感叹，对比人心事理，指出“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进而质问道：“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接着，用了六组“使……多于……”的比喻句排比，尽情地揭露了秦王朝的奢靡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经过重重铺垫，笔锋一转，让“不敢言而敢怒”的“天下之人”同“日益骄固”的统治者进行较量，结果阿房宫成了一片焦土。

　　第四段，总结六国和秦灭亡的历史教训，向当世统治者发出警告。

　　作者连续慨叹，情不能禁。“呜呼”之后提出论点，阐明兴亡自取的道理；“嗟夫”以下申述论据，指出爱民与长治久安息息相关。最后，用“后人”的委婉称谓，提醒唐统治者不要重蹈亡秦的覆辙，意味深长。

　　从艺术手法上，此赋运用了以下手法。

　　一、想像、比喻与夸张

　　阿房宫毁于战火，其形制如何，早已无人能够说清，《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见“有关资料”霍松林的《〈阿房宫赋〉鉴赏》引文）也不很详。这给写“阿房宫”造成了困难，但却给作者留下了驰骋想像的空间。可以说，杜牧在这篇赋中艺术地再造了阿房宫。无论是对楼阁廊檐的工笔细刻，还是对长桥复道的泼墨挥洒，都是出自想像。这些奇特的想像不但不给人以造作之感，反而能带动人沿着他开辟的路径走下去，在头脑中活现当年这座宫殿的盛况。这种效果的取得，和本文运用生动的比喻、大胆的夸张有直接关系。如“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一段出于想像，既是比喻，也是夸张，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二、描写、铺排与议论

　　从整体结构来看，此赋前两段以描写为主，后两段以议论为主。前面的描写是为后面的议论作铺垫的。但是，无论描写还是议论，都大量采用了铺排的手法，叙事言情，极尽其致，气势夺人，令人耳目一新。描写中铺排的例子，如“明星荧荧，开妆镜也”一段；议论中铺排的例子，如结尾一段的正反述说。这固然是赋体的传统写法，但值得称道的是杜牧没有像编类书一样堆砌相同词语，而是写得不繁缛冗杂，恰到好处。

　　三、骈句散行，错落有致

　　此赋发挥了骈文的某些长处，如铺排、对偶、押韵等，但也大量使用单句散行，增强表现力。如在用了“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六个四字句后，接以“盘盘焉，焉，蜂房水涡，矗不知其几千万落”一个散行的长句。这样，句子整散结合，长短不拘，节奏鲜明，更富于表现力。

　　题目虽说是《忆昔》，其实是讽今之作。第一首回忆的是唐肃宗的信任宦官和惧怕老婆，目的作于警戒代宗不要走他父亲的老道；第二首回忆的是唐玄宗是开元盛世，目的在于鼓舞代宗恢复往日繁荣，并不是为忆昔而忆昔。

　　第一首上段九句，下段八句。上段九句感伤肃宗之失德。当时肃宗起兵灵武，收复西京长安，率回纥兵讨安庆绪，凡是肃宗认为是有才能的都以任用，便任用了李辅国。但宠幸张良娣，对于政事自然就很少有时间去管了。所以中兴之业，是仍处于停滞阶段的。“后不乐”，状其骄傲放纵。“上为忙”，状其畏缩恐惧。这分明写出了惧内意。王洙曰：“拨乱，内平张后之难。补四方，外能经营河北也。”下段八句感伤代宗不能振起。代宗初为元帅，出兵整肃，到了程元振带兵时，使郭子仪束手留京，吐蕃入侵，而肃宗再次外逃，一时边境无法安定下来，所以愿能有像傅介子这样的人物，杜甫意在湔雪国耻。“老儒”句，作者自叹不能为国靖乱而尸位素餐。

　　第二首上段十二句，下段十句。上段十二句追思开元盛世。当时国盛民富，盗乱息止人民安定，政治通和清明，民风淳厚，礼仪等方面也秩序井然，胜于贞观之治。这里便是惜唐明皇疏于政事，所以又极盛转至衰败。下段十句悲痛乱离而思盼兴复。自开元至作此诗，战火不断，民不聊生。“绢万钱，无复齐纨鲁缟矣。田流血，无复室家仓廪矣。东洛烧焚，西京狐兔，道路尽为豺狼，宫中不奏云门矣。”（仇兆鳌《杜诗详注》）乱后景象，是不忍直视的。所以作者在此概叹，中兴事业只能期望于后世之君了。

　　虽然杜甫是从地主阶级的立场和理想来观察现实，但第二首诗中所描述的人丁兴旺、和平环境、丰衣足食，却也是劳动人民所祈望的。因而杜甫的政治理想对广大人民是有利的。诗人素来就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崇高理想、“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精神境界，“小臣鲁钝无所能，朝廷记识蒙禄秩。周宣中兴望我皇，洒血江汉身衰疾。”身处乱世、颠沛流离，仍抱忧国忧民之心，“愿见北地傅介子，老儒不用尚书郎。”甘愿“洒血江汉”、再图中兴。

　　这是一首以写宴会为中心的诗，主旨在于讽刺过着奢华生活的达官贵人们对于民生疾苦的惊人的无知。题目中用了一个“古”字，诗作中用了汉朝著名的官僚世族金、张两个大姓，都是以汉寓唐、借古事以写时事的意思。

　　开头四句，不直接写人，但写了上朝的气派，下朝的喧闹。头两句写退朝，从皇帝与臣子两面写出：蓬莱宫中的仪仗已经收起来了，大路上滚动着朝罢归来的车子。三、四句写朝罢无事，便聚集到一起宴饮取乐。在开头这四句中，不直接写人，但有车马，有重门，又上朝，又宴饮，可以想见其中活动的人物既富且贵的气派，读者可以从中推想出身处其中的人过着多么奢华的生活。

　　中间四句写宴饮席上的盛况。先通过写侍女的娇艳来写宴会的盛况。宴席上有侍女把酒侍候。“低鬟若无力”是极写捧酒美女娇羞婀娜的仪态。由“低鬟”，又写到鬟髻上凤凰花饰的金钗。再写出一个有强烈对比性的画面：“”“胼胝”指手掌上磨成老茧。诗人仿佛指着金钗在说：“别看它小，那是十户人家辛勤劳动的血汗结晶啊！”这四句用笔十分干净：写宴席，只写了送酒的美女；写美女，除了表明她的身份，让她捧上酒器以外，只写了她低鬟时所见的那一支金钗。由金钗足以想见美女之高雅，由捧酒美女之高雅也就更可想见座客之高贵与宴席之丰盛了。这种“烘云托月”的侧面描写，是运用得很成功的。

　　末四句写宴罢后的消遣。酒醉饭饱，不免要游目骋怀一番。一个“齐”字，表明凭栏下视的是许多人。阳光下，他们的罗绮华服显得格外耀眼。当樵夫从高楼附近经过时，贵官们带笑指点着议论起来，不相信国中竟然还有这样的穷苦百姓。最后这四句用空间上的高低显示出富豪与百姓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将全诗推到了全新的境界，诗人在展示了这些上层官僚养尊处优的生活之后，又进而揭示了他们精神世界的极端空虚与愚昧无知。同时也能在其中看到作者的“一把辛酸泪”。

　　在艺术上，这末四句也是全诗最有光彩的地方。诗人让人物现身说法，登台表演：让“手胼胝”的樵夫出现在画面上，让满座高朋一齐涌向楼头。诗人唯恐艺术效果不佳，还布置了聚光灯──“日照”，让这一帮达官贵人们在光天化日下亮相、表演。在“日照”下，读者不仅见到了这些人耀眼的服饰，而且还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看透了他们卑劣的灵魂。

　　《古宴曲》在艺术结构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作品以时间为主线，顺序写出朝罢赴宴、燕娥捧酒、登楼下视三个画面。同时又以空间为副线，由远及近写来。朝罢赴宴由远景转为近景，至燕娥捧酒进一步推成特写，然后又将镜头摇过，转换成登楼下视的画面。全诗以四句为一个单位，逐步推进，最后形成高潮，以人物现身说法的轻快笔法完成了作品严肃的讽刺性的主题。

　　这是一首托古讽时诗，意在借贾谊的遭遇，抒写诗人怀才不遇的感慨。诗选取汉文帝宣室召见贾谊，夜半倾谈的情节，写文帝不能识贤，任贤；“不问苍生问鬼神”却揭露了晚唐皇帝服药求仙，荒于政事，不能任贤，不顾民生的昏庸特性。诗寓慨于讽，讽刺效果颇好。

　　此诗是首咏叹贾生故事的短诗，其着眼点，不在个人的穷通得失，而在于指出封建统治者不能真正重视人才，使其在政治上发挥作用。

　　贾谊贬长沙，久已成为诗人们抒写不遇之感的熟滥题材。作者独辟蹊径，特意选取贾谊自长沙召回，宣室夜对的情节作为诗材。《史记。屈贾列传》载：贾生征见。孝文帝方受厘（刚举行过祭祀，接受神的福佑），坐宣室（未央宫前殿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在坐席上移膝靠近对方）。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

　　在一般封建文人心目中，这大概是值得大加渲染的君臣遇合盛事。但诗人却独具只眼，抓住不为人们所注意的“问鬼神”之事，翻出了一段新警透辟、发人深省的诗的议论。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前幅纯从正面着笔，丝毫不露贬意。首句特标“求”、“访”（咨询），仿佛热烈颂扬文帝求贤意愿之切、之殷，待贤态度之诚、之谦，所谓求贤若渴，虚怀若谷。“求贤”而至“访逐臣”，更可见其网罗贤才已达到“野无遗贤”的程度。次句隐括文帝对贾谊的推服赞叹之词。“才调”，兼包才能风调，与“更无伦”的赞叹配合，令人宛见贾生少年才俊、议论风发、华采照人的精神风貌，诗的形象感和咏叹的情调也就自然地显示出来。这两句，由“求”而“访”而赞，层层递进，表现了文帝对贾生的推服器重。如果不看下文，几乎会误认为这是一篇圣主求贤颂。其实，这正是作者故弄狡狯之处。

　　第三句承、转交错，是全诗枢纽。承，即所谓“夜半前席”，把文帝当时那种虚心垂询、凝神倾听、以至于“不自知膝之前于席”的情状描绘得维妙维肖，使历史陈迹变成了充满生活气息、鲜明可触的画面。这种善于选取典型细节，善于“从小物寄慨”的艺术手段，正是李商隐咏史诗的绝招。通过这个生动的细节的渲染，才把由“求”而“访”而赞的那架“重贤”的云梯升到了最高处；而“转”，也就在这戏剧高潮中同时开始。不过，它并不露筋突骨，硬转逆折，而是用咏叹之笔轻轻拨转——在“夜半虚前席”前加上可怜两字。可怜，即可惜。不用感情色彩强烈的“可悲”、“可叹”一类词语，只说“可怜”，一方面是为末句——一篇之警策预留地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这里貌似轻描淡写的“可怜”，比剑拔弩张的“可悲”、“可叹”更为含蕴，更耐人寻味。仿佛给文帝留有余地，其实却隐含着冷隽的嘲讽，可谓似轻而实重。“虚”者，空自、徒然之谓。虽只轻轻一点，却使读者对文帝“夜半前席”的重贤姿态从根本上产生了怀疑，可谓举重而若轻。如此推重贤者，何以竟然成“虚”？诗人引而不发，给读者留下了悬念，诗也就显出跌宕波折的情致，而不是一泻无余。这一句承转交错的艺术处理，精炼，自然，和谐，浑然无迹。

　　末句方引满而发，紧承“可怜”与“虚”，射出直中鹄的的一箭——不问苍生问鬼神。郑重求贤，虚心垂询，推重叹服，乃至“夜半前席”，不是为了询求治国安民之道，却是为了“问鬼神”的本原问题！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求贤，对贤者又究竟意味着什么啊！诗人仍只点破而不说尽——通过“问”与“不问”的对照，让读者自己对此得出应有的结论。辞锋极犀利，讽刺极辛辣，感概极深沉，却又极抑扬吞吐之妙。由于前几句围绕“重贤”逐步升级，节节上扬，第三句又盘马弯弓，引而不发，末句由强烈对照而形成的贬抑便显得特别有力。这正是通常所谓的“抬得高，摔得重”（也就是反跌手法）。整首诗在正反、扬抑、轻重、隐显、承转等方面的艺术处理上，都蕴含着艺术的辩证法，而其新警含蕴、唱叹有情的艺术风格也就通过这一系列成功的艺术处理，逐步显示出来。

　　点破而不说尽，有论而无断，并非由于内容贫弱而故弄玄虚，而是由于含蕴丰富，片言不足以尽意。诗有讽有慨，寓慨于讽，旨意并不单纯。从讽的方面看，表面上似刺文帝，实际上诗人的主要用意并不在此。晚唐许多皇帝，大都崇佛媚道，服药求仙，不顾民生，不任贤才，诗人矛头所指，显然是当时现实中那些“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封建统治者。在寓讽时主的同时，诗中又寓有诗人自己怀才不遇的深沉感慨。诗人夙怀“欲回天地”的壮志，但偏遭衰世，沉沦下僚，诗中每发“贾生年少虚垂涕”、“贾生兼事鬼”之慨。这首诗中的贾谊，正有诗人自己的影子。概而言之，讽汉文实刺唐帝，怜贾生实亦自悯。

　　此诗首联“艳骨已成兰麝土，宫墙依旧压层崖”二句设定了全诗的场景：吴王夫差曾为西施筑馆娃宫，如今西施已故，宫殿成为遗迹。诗的开头就定下了全诗怀古伤今的基调。

　　颔联“弩台雨坏逢金镞，香径泥销露玉钗”二句从驽台、香径两个有代表性的遗迹来描写馆娃宫古迹的现状。“逢金镞”，“露玉钗”或出于艺术虚构，并非实有其事。“驽台”、“香径”、“金镞”、“玉钗”这些意象显示出昔日的繁华，也表现了当时吴宫生活的奢靡。而“坏”、“销”二字则突出了如今的破败景象，表明即使再繁华奢靡，也已经是过眼云烟，就如一场空梦。

　　颈联“砚沼只留溪鸟浴，屟廊空信野花埋”二句承上联，选取砚沼、屟廊两个典型遗址，进而描写其它古迹的现状。这里的“只”、“空”二字表现出强烈的感伤之意。

　　尾联“姑苏麋鹿真闲事，须为当时一怆怀”二句运用“荒台麋鹿”这一典故，追怀伍子胥对吴王夫差的谏言，吐露朝代兴废、世事无常的感慨。

　　作为一个品性高洁的文人，皮日休对西施还是比较同情，比较包容的。在这首七言律诗中，作者面对吴国王宫废墟，抒发了思古之幽情，比较含蓄、隐蔽地表达了对西施的同情。此诗借古讽今，对历史作出了沉痛的评价和反思，认为西施是个没有选择、只能充当政治牺牲品的女子，对她的悲剧表示了深沉的感叹。

　　这首诗题旨在于讽刺南朝君主的荒淫失政。

　　首联“玄武湖中玉漏催，鸡鸣埭口绣襦回”，点地纪游。这二句是说天未破晓，犹能听到静夜中玉漏一声声的滴响，而玄武湖中，鸡鸣埭口，绣襦宫人又已纷至沓来了。这一联的上句涉及宋（因玄武湖宋文帝时方建成，并改今名），下句用齐事，但实际上是泛咏南朝君主游幸频繁，不拘某一代。所谓“玄武开新花，龙舟宴幸频”（《陈后宫》），不言宋、齐、梁、陈，而自可包在其中了二再看一个“催”字，写其游幸之急之沉浸，南朝君主既如此沉于此、忙于此、醉于此，如果不失政，倒是咄咄怪事了。颔联“谁言琼树朝朝见，不及金莲步步来”，这一联言陈后主荒淫比齐废帝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其中又寓荒淫相继，后代更胜前朝之意。“谁言”“不及”用反诘的语调加以嘲笑。诗人就是用最为跌宕的句法，由面及点，转入后半首对陈事的重点咏写，因此接着颈联说“敌国军营漂木柿，前朝神庙锁烟煤”，其谓隋军造战船的木片已经飘了过来，意谓隋军压境，形势已十分险恶，然而全无心肝的陈后主却依旧沉湎于女色，荒淫享乐，不祭祖庙，连祖宗也忘记了。这也就暗示着陈朝祖宗之统绪已绝，其覆亡的历史命运绝对是难以逃脱的。陈后主如此，其臣子又是如何：“满宫学士皆莲色，江令当年只费才”，这就是诗的尾联所告诉读者的：后主嫔妃、学士都姿容艳丽，使得当年江总为歌咏她们的姿容而费尽了才华。江总位当宰辅，充尚书令，却被当作“狎客”使用，可见后主荒淫、废弃政事到何种程度。而身为尚书令，位当宰辅的江总，其才华仅用于歌咏妇人容色，又是何等可悲。大小臣工甚众，仅一大市令吴兴章华出来极言强谏，他严正指出：“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艰难，不知天命之可畏，溺于嬖宠，惑于酒色，祠七庙而不出，拜三妃而临轩。”这是内。而外他则说：“疆场日蹙，隋军压境。”这真是振聋发聩之忠良之声。然而这严峻存在的内忧外患却统统被陈叔宝这个昏君和江总这帮佞臣忘记得一干二净。陈叔宝与江总们在演戏，君臣都在串演陈朝亡国的悲剧，既毁灭了国家，也毁灭了自己。姚培谦说：“学士满宫，而狎客作相，所贵于才华者，乃只为覆亡之具也乎？”也看到了末联不只仅是讽刺，而是还含有深深的感慨。也正因此，讽刺之意义则更为深刻。

　　这首诗前半通过典故串合，追括六代，后半专咏陈朝事。其构思以南朝为一整体，点面结合。叙次错综善变，寓讽意于叙述描写之中。清冯浩评曰：“案而不断，荒淫败亡，一一毕露。”诗人虽意在揭示南朝君主荒淫亡国的史实，也不啻是对晚唐统治者的一种严重警诫。

　　此诗深刻分析了唐朝之所以会发生安史之乱和唐王朝军队一败涂地的原因，诗中不仅将腐化昏聩的唐明皇和诸般谄媚误国的佞臣一同作了鞭挞，总结历史的教训，而且影射了北宋末年腐败的朝政——君主荒淫无能，臣僚尔虞我诈。用借古喻今的方式来对当权者予以劝戒，表现了诗人对北宋末年朝政的担忧。

　　《梁甫吟》系乐府旧题，后人多用于抒发心中不平之气。如李白《梁甫吟》，即充满志不得伸、怀才不遇的忿懑之情。刘基此诗借古讽今，抨击了元末忠臣被弃、小人得志的政治现象。诗中“赤苻天子”指东汉皇帝。“乃以薏苡为文犀”，指东汉马援从交阯回京城，带了一车薏苡，用作种子。马援死后，有人上书皇帝，诬陷马援从交阯带回的是一车明珠和有纹理的犀角，致使马援不能安葬祖坟，朝臣不敢送葬。“停婚仆碑”指唐朝魏征死后，受人诬陷，唐太宗下令放倒魏征墓碑（碑文为唐太宗撰），解除自己女儿与魏征儿子叔玉的婚约。以上两个典故分别见《后汉书·马援传》和《新唐书·魏征传》。

　　六国被秦国灭亡的教训，是许多文史家关注的话题。仅“三苏”就每人写了一篇《六国论》。苏轼的《六国论》，针对六国久存而秦速亡的对比分析，突出强调了“士”的作用。苏轼认为，六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是久存的原因。只要把那些“士”养起来，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带头人了，国家就可以安定了。苏辙的《六国论》则是针对六国不免于灭亡的史实，指出他们相继灭亡的原因是不能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灭国是咎由自取。

　　苏洵的《六国论》不同于以上两篇。苏洵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借题发挥。苏洵的写作目的不在于总结六国灭亡的教训，而在于警告宋朝统治者勿蹈六国灭亡的覆辙。借古喻今，以谈论历史供当今统治者借鉴，这是苏洵高出其二子的地方。从历史情况看，六国灭亡的原因并不是“赂秦”。六国的失败，主要是政治上保守，因循守旧，不重视改革，不能坚持“合纵”政策去对付秦国的“连横”政策，被秦国远交近攻的手段各个击破。另一方面，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使秦国国力大增，具备了统一中国的实力。加上战国长期的战乱，民不聊生，由分裂到统一，符合人们的愿望。秦国统一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苏洵对此并非不知，他在文中也承认这一点：“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然而作者用意不在此，他的意图是点明赂秦是六国灭亡的原因，以此警告宋朝统治者，不要用贿赂的方法对待契丹和西夏，要用武力，要抵抗。明代何仲默说过：“老泉论六国赂秦，其实借论宋赂契丹之事，而卒以此亡，可谓深谋先见之识矣。”

　　宋朝建国后，宋太祖片面地接受唐朝藩镇割据，尾大不掉，以至灭亡的教训，采取了“虚外实内”的政策，削弱边关的实力，调集重兵驻守京城。结果造成了边关的空虚。辽国乘虚而入，屡犯边疆。宋太宗继位后，曾两次派兵击辽，均遭失败。后宋太宗两次进攻幽州，企图夺回幽云十六州，又遭败绩。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大兵压境，直逼澶州城下（今河南濮阳），威胁汴京开封。于是，宋与辽签定了“澶渊之盟”，答应向辽输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到了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辽再次要挟，宋只得增加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第二年（1043年），西夏也来要，又是赐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人民的血汗就在这种纳赐之中，付之东流。苏洵对此痛心疾首，他借古喻今，纵横恣肆，痛陈利弊，对当权者进行规劝，希望其改弦易辙，增强国力，与敌斗争。苏洵的议论虽不无可商榷处，但总的立论是正确的，并且不幸为苏洵所言中：就在苏洵死后六十年，终于发生了“靖康之变”（1126年），北宋重蹈了六国的覆辙，为后起的金所灭，徽、钦二帝被俘，客死异国他乡。

　　《六国论》除去在立论上具有借题发挥、借古喻今的写作特点外，在论证的严密性、语言的生动性上也堪称典范。第一段的逻辑性是非常严密的。作者开篇亮出观点：“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开宗明义，直截了当，使读者一眼就抓住了论者的中心。然后，作者解释论点：“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这就指出了贿赂的危害，言简意赅，要言不烦。再后，作者设问：“六国互丧，率赂秦耶？”答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这就使得文章逻辑严密，无懈可击。最后一句总结全段：“故曰弊在赂秦也。”这一段起到了“纲”的作用，后面的二、三两段实际上是围绕第一段展开的。

　　本文的语言生动有力。议论性的句子简捷有力，叙述性的句子生动感人。比如：“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这些叙述语言本身带有主观感情，还有描述的特点。作者还运用引用、对比、比喻等手法，使语言灵活多样，增强了表达效果。本文的句式也整饬有度，特别是四字句占了一定比例，读起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富有节奏感。文章史实论据典型、充分，分析、对比、比喻等论证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句式多变，感情激切，富有感染力。本文虽是史论，但作者本意不在于论证六国灭亡的原因，而在于引出历史教训，讽谏北宋王朝放弃妥协苟安的政策，警惕重蹈六国灭亡的覆辙。

　　欧阳修评价苏洵的文章说：“吾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犹有所未足，今见子（苏洵）之文，吾意足矣。”的确如此，苏洵此文，奔腾上下，纵横出入，气势犹如江河决口。他见识深远，眼光犀利，议论精辟透彻，足警世人。无怪乎本文近千年来盛传不衰！

舞罢青蛾同去国，战残白骨尚盈丘。

　　这首诗首联写眼前景物。诗人此日登上了金陵凤凰高台，已经看不见凤凰游的盛景了，唯剩脚下的一座空台。台下，浩浩长江汹涌澎湃，入海东流，这联意思实际上相当于李白诗的第二句：“凤去台空江自流。”但由于郭祥正的诗以二句扩展一句的内容，因此他便得以在第二句中缀以“浩浩”、“入海”二词，来壮大长江的气势，使永恒的江山与下面衰歇的人事形成强烈对比。首联的意思并非仅仅如此而已。在古代。凤凰向来被认为是祥瑞的象征，惟太平盛世方始出现。此时，此地已“不见凤凰游”了，当年建都此地、盛极一时的六朝也相继随凤之去而消逝得无影无踪了，而唯有高台、大江在作着历史的见证人。

　　颔联承上，很自然地转入怀古。诗人想起了六朝之中的最末一个王朝——陈的最末一个君王——后主陈叔宝。想当年，那个荒淫奢侈的昏君日日灯红酒绿，沉溺在歌舞、美女之中，纵情作乐。不料笙歌未彻，隋军鼙鼓已动地而来，惊破了“玉树后庭花”之曲，藏于景阳宫井中的后主被搜出，抓到长安，那一批粉黛青蛾也都凄凄惶惶跟着他一起被掳离故国，再无时日重返陈宫翩跹起舞了。唯有当时两军激战而弃下的白骨，依旧满满地掩埋在长江边野草丛中的累累古墓中，令人触目惊心。

　　颈联先宕开一笔，然后又拉回到追念古昔的思路之上。夕阳西下时，刮起了风，滔滔长江中正行着几条船，风助浪势，不断地催送着那些船向前、向前；西半天上，渐渐下沉的红日也不时随着云朵晃动着，仿佛要被那风摇落下来似的。这种景象，使诗人想到：大自然的力量真是巨大的，那湖水不断地拥来新沙，日久天长，便改换了故洲的结构，如今只能见新洲而不见故洲了。

　　尾联紧承上联，并以感慨兼讽谕作结。诗人说：真是沧海桑田呀，岂止故洲如此？诗人进而又想到那陈后主于至德二年（584年）营造的结绮阁、临春阁两阁，它们都高数十丈，并数十间，门窗、栏槛之类。都是用檀香作成，又饰以金石、珠翠，如此华关、坚固的建筑，此时却已不在了。与那寻欢作乐的陈后主一样，都无处寻觅了。楼阁的故址处，荒草年年发，清风徐来时，随风飘动，如同在诉说着不尽的愁意。讽谕之意于此已溢于言表，足够发人深省的了。

　　这首发挥李白诗神韵的怀古伤今七律，作者用敏捷的诗思追念古昔，叙述今朝，用独特的方式抒发吊古讽今的感慨，其蕴意使人回味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