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

　　全文描绘了辋川的春色及冬色、月光下的夜色、隐约的城郭、沦涟的水波、落寞的寒山、明灭的灯火，以及深巷的寒犬、村墟的夜舂、山寺的疏钟，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写出了冬夜的幽深和春日的轻盈。

　　“景气和畅，故山殊可过”，岁末寒冬的山间景致在王维眼中也是很优美动人的，故山景气如何和畅，他略而不述，专讲了饭后归来时所见到的一片晚景：灞水深沉、月照城郭；辋川在月光中涟漪起伏；山上灯火，透过树林明灭可见；村巷里的寒犬叫声、夜舂声和山寺里的疏钟声一并传来，作者所写的是夜景，那河水、城郭、远火，都是在月色朦胧中看到的，而那犬吠、夜舂和疏钟则是在黑夜里听到的，作者通过所见所闻，来写那寒夜的景物特色，这样就更切实、逼真，下面写他归家后的境遇和感触，当僮仆静默时，他却思绪不宁，感到十分孤独了！他不禁想到往日与裴迪一起走过仄径去寻幽访胜，对着清流赋诗论文的快乐，这一段所写是一天中游山的经历和感受，但从“猥不敢相烦”到“多思曩昔”却是写对裴迪的思念，这是信的本旨，目的是引起对方来同游故山的兴趣。

　　下面便是正式的邀请了,王维希望裴迪来年春天能够前来，他用想像中的大好春光召唤对方，“草木蔓发”以下六个四字句，凝练地描绘出了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色，白鲦轻快地在水中游动，白鸥展开那矫健的翅膀掠空飞翔，野雉在麦陇中鸣叫，草木染绿了春山，露水滋润了堤岸，这一切与前面岁末景色的淡雅清冷恰成鲜明的对照。作者不但在寒冬夜色中保留着浓厚的游兴，还能敏锐地预感到春天不久就要降临，他已开始品味到未来的深趣，这说明山中人王维正是那种“天机清妙者”，即对自然风光有浓厚的兴趣，对佳山丽水具有极强领悟能力的人，既能发现岁末寒冬之夜朦胧可见、清晰可闻的景物，又能凭自己的经验想像出来年春光的优美动人。人们说王维“诗中有画”，其实王维文中也是有画的。《山中与裴秀才迪书》虽然是一封书信，但可以说它也是作者以诗人的语言、画家的构思写成的一篇优美的写景记游散文，一首赞美自然风光和表述友情的抒情诗。

　　韩愈认为有较高的道德修养是为文的前提。他在《答李翊书》的开头说：“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有日矣，况其外文乎？”由此可见，他认为德是文章的内核，文是德之载体，或者说是外在的表现形式。这和他所一贯倡导的“文以载道”说是相一致的。如，他在《争臣论》一文中说：“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在《答李秀才书》中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

　　那么，“道”和“文”怎样能相促相长，达到较高的水准呢？他在《答李翊书》的第二段形象的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说：“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竢其食，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要写好文章，不要只是想去寻找一盒能让东施变西施的外用美丽霜，不要被狭隘的功利所驱谴，而要像为树养根，给灯加油那样，去加强道德修养，有了教高的道德水准，诗之树、文之灯才根深叶茂、光焰万丈！有了较高的道德修养，就有了经济苍生的使命感，就有了悯难怜弱的同情心，就有了正道直言的方正人格，遇不平则鸣，有愤激则书，敢于为民请命，敢于为一切正义和真理摇旗呐喊、奔走呼号。金银财色不能动其心，酷刑利刃不能钳其口。想不说话是多么难的一件事呀，何需挖空心思、搜肠刮肚、冥搜虚饰以敷缀其文呢？

　　这封信分为五段，层次、脉络分明。

　　第一段开门见山，说明绝交的原因，开篇劈头就是“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足下故不知之”。交友之道，贵在相知。这里如此斩钉截铁地申明与山涛并不相知，明白宣告交往的基础不复存在了。接下去点明写这封信的缘由：“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荐鸾刀，漫之膻腥，故具为足下陈其可否。”这里“越俎代庖”的典故用得很活。此典出于《庄子·逍遥游》，原是祭师多事，主动取厨师而代之。嵇康信手拈来，变了一个角度，道是厨师拉祭师下水，这就完全改变了这个故事的寓意。嵇康特别强调了一个“羞”字：庖人之引尸祝自助，是因为他内心有愧，因为他干的是残忍、肮脏的事情。他就一下子触到了山涛灵魂中敏感的地方。这个典故用在这里，具有“先声夺人”之妙。行文用典，历来有“死典”、“活典”之别。象嵇康这样，随手拈来，为我所用，便上成功的佳例。至此，与山巨源的基本分歧，明白点出，下面就进一步发挥自己的看法。

　　第二段，作者高屋建瓴，提出人们相处的原则。文中首先列举出老子、庄周等十一位历史人物，借评论他们的事迹阐发了“循性而动，各附所安”的原则。表面看来，嵇康这里对出仕、归隐两途是无所轩轾的，且以“并介之人”推许山涛，但联系上文一气读下，就不难体味出弦外之音。既然在那样的时局中，做官免不了沾染鲜血，那么出仕者的“本性”如何，自在不言之中了。于是，推许成了辛辣的讽刺。当然，这种讽刺是全然不动声色的，而对方却心中明白、脸上发烧。古人有“绵里针”、“泥中刺”的说法，指的就是这种含蓄的讽刺手法，在阐述了“循性而动”的一般处世原则后，作者笔锋一转：“且延陵高子臧之风，长卿慕相如之节，志气所托，不可夺也。”指出人们根据气节本性选择的人生道路是不可强行改变的。这是承上启下的一笔。

　　第三段便描述起自己的本性和生活状况来。他写了自己极度懒散的一些生活习惯后，使用了一个比喻：“此由禽鹿，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镳，飨以嘉肴，逾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真是形象之极！禽即擒字。作者自比野性未驯之鹿，他对山涛说：不错，出去做官司可以得到“金镳”、“嘉肴”——富贵荣华，但那代价我也是知道的，那要牺牲掉我最宝贵的东西——“逾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因此，我宁赴汤蹈火，不要这富贵的圈套。写到这里，不必再作抽象的议论，作者就已把自己的浩然正气，大义凛然的人生态度，以及不与恶势力妥协的立场，生动地描摹出来了。

　　然而，作者并不肯就此置笔。

　　第四段，他进而举出阮籍受迫害之事，指出自己与朝廷礼法的矛盾更为尖锐。嵇康把这些矛盾概括成九条，就是很有名的“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这九条排比而出，滚滚滔滔，一气贯注，丝毫不容对方有置喙的余地。嵇康自己那种“龙性谁能驯”的傲岸形象也就随之呈现到读者的面前。这“七不堪，二不可”，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似乎狂得过分一些，而在当时，一则疏狂成风，二则政治斗争使然，所谓“大知似狂”、“不狂不痴，不能成事”，所以并不足怪。在这一大段中，作者渲染出两种生活环境：一种是山涛企图把他拉进去的，那是“官事鞅掌”、“嚣尘臭处，千变百伎”、“鸣声聒耳”、“不得妄动”；一种是他自己向往的，是“抱琴行吟，弋钓草野”、“游山泽，观鱼鸟”。相形之下，孰浊孰清，不言而喻。至此，已把作者自己的生活旨趣及拒不合作的态度讲得淋漓尽致了。特别是“非汤武而薄周孔”一条，等于是和名教，以及以名教为统治工具的司马氏集团的决裂宣言。这一条后来便成了他杀身的重要原因。

　　下面一段转而谈对方，以交友之道责之。在列举了古今四位贤人“真相知”、“识其天性，因而济之”之后，作者使用了欲抑先扬的手法。他讲：这个道理只有通达的人才能理解，当然您是明白的了。初看起来，是以“达者”相许，然而下面随即来了一个大的转折：“不可自见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腐，养鸳雏以死鼠也。”这简直就是指着鼻子在骂山涛了：我原以为你是够朋友的“达者”，谁知道你却象那强迫越人戴花帽子的蠢家伙，象那专吃臭尸烂肉的猫头鹰一样。这两句话骂得真够痛快，正是嵇康“刚肠疾恶”本色的表现。如果说开篇处的讽刺还是绵中之针的话，这里则是针锋相对了。由此可以想见作者命笔之际，愤激愈增的心情。

　　最后，作者谈了日后的打算，表示要“离事自全，以保余年”。这一段锋芒稍敛。因为他是一时风云际会的领袖人物，是司马氏猜忌的对象，故不得不作韬晦的姿态。但态度仍坚定不移：“一旦迫之，必发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于此也。”可说是宁死不合作了。而对山涛鄙夷之情，犹有未尽，故终篇处又刺他一笔：野人有以晒背为快乐，以芹子为美昧的，想献给君王，虽然一片诚意，但也太不懂事理了，“愿足下勿似之”。又是不动声色，而揶揄之意尽出。

　　刘禹锡说：“八音与政通，文章与时高下。”《与山巨源绝交书》正是魏晋之际政治、思想潮流的一面镜子。《绝交书》直观地看，是嵇康一份全面的自我表白，既写出了他“越名教而任自然”，放纵情性、不受拘羁的生活方式，又表现出他傲岸、倔强的个性。然而，《绝交书》的认识意义并不止于此。一方面，我们可以从嵇康愤激的言词中体会到当时黑暗、险恶的政治氛围；另一方面，嵇康是“竹林七贤”的领袖，在士人中有着很高的威望和相当大的影响，因此，《绝交书》中描写的生活旨趣和精神状态都有一定的代表性，部分反映出当时社会风貌和思想潮流。

　　全文围绕“取其名而去其实”的中心论点，分为两大部分展开论述：前平论师道，后半论创作。虽前后侧重点不同，但其内在筋脉却终始一贯，浑灏流转。

　　开篇即针对韦中立提出的“欲柑=相师”明确作答，说自己“不敢为人师”。下文连举两例，陈述不敢、也不愿为师的理由。其一是韩愈为师之例，其而是孙昌胤行冠礼之例，前者为主，后者为辅，二例共同说明一个问题：流俗不问是非，见怪即吠，倘若独为众所不为之事，必然招致厄运。

　　韩愈为师事是最有力的址明。魏晋以降，世风日下，人们耻于言师。而韩愈却不顺流俗，收召后学，作《师说》，抗颜为师，结果招致众人笑骂，被目为狂人，不得不匆匆东行。由此见出为人师者的下场，也见出世风的浇薄。为了更形象地印证世俗的少见多怪及其严重危害：“然雪与日岂有过哉？顾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几人，而谁敢炫怪于群目，以召闹取怒乎？”这就是说，为师者并无过错，问题出往那些见怪即吠的世人身上，而且这些人是如此之多，能量是如此之大，这就不能不令人为之忧惧，并力避“召闹取怒”。进一步看，“韩愈既自以为蜀之日”而遭群犬之吠，那么，“吾子又欲使吾为越之雪”，就不是明智之举了。更何况作者身为被贬之人，已蒙罪名；谪居九年，病疾不断；又有什么必要仅为一个为师的名号而自取其辱，让那此“呶呶者”一天到晚住耳边聒噪，扰乱心境呢？在这里，作者所举之例、所说之话看似带着谐谑味道，但其内里实则隐含着无比的悲凄和沉痛，隐含着对韩愈的同情理解以及对浮薄世风的愤懑。

　　柳宗元之不为师，并非否定师道，实在是因为怕遭世人非议而不愿空担一个为师的名号。在此后所作《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巾，他曾这样说道：“仆避师名久矣，往在京都，后学之士到仆门，日或数十人，仆不敢虚其来意，有长必出之，有不至必惎之。虽若是，当叫无师弟子之说。其所不乐为者，非以师为非，弟子为罪也。”由此可知，柳宗元当年在长安时就已经一方面避师之名，一方面行师之实了。证因为如此，所以下文话题一转，回到韦中立身上-，非常客气地表明可以行师之实——“假而以仆年先吾子，闻道著书之日不後，诚欲往来言所闻，则仆固愿悉陈中所得者。”但决不愿担为师之名“若定是非以教吾子，仆才不足，而又畏前所陈者，其为不敢也决矣”。

　　既然可行师之实，就有必要将自己为文的心得告诉对方。于是，下文开始专力论为文之道。从少年时的“以辞为工”，到成年后理解的“文者以明道”；从作文的基本技法到其取法之源，再到可供参考的对象，娓娓道来，有条不紊，深刻惊警，启蒙发凡。作者是既重“道”又重“文”的，虽然“文”的目的在“明道”，但“文”本身又有其独立自主性，要将全副精神投入，才能将之作好，才能有所创新。这就要求为文者既要去除“轻心”、“怠心”、“昏气”、“矜气”，避免浮华、松散、杂乱等弊端，又要根据不同情形，或抑或扬，或疏通文气，或删繁就简；与此同时，还要扩大视野，遍览《尚书》、《诗经》等儒家经典，以及《庄子》、《国语》、《离骚》、《史记》等文史精品，充分吸收古人创作上的经验，借以磨砺气势，畅达条理，纵横思绪，增多意趣，使其既含蓄深沉义简洁明净。这段论文之浯，是作者多年来的创作心得，堪称一篇精到的创作论，如今和盘托出，以示韦中立，这种做法，不正是老师淳谆教诲弟子的行为么？但作者虽行师之实，仍坚决不要师之名，因而在文章结束处再次告诫对方：“取其实而去其名，无招越、蜀吠怪，而为外廷所笑。”既回应前文，又一笔点题，曲包余蕴，令人回味无尽。

　　《报刘一丈书》是答复刘一丈的一封书信。“刘一丈”，名介，字国珍，号墀石。“一”，表排行居长，即老大。“丈”，是对男性长辈的尊称。刘一丈，即一个名叫刘介的长者，排行老大。也是江苏兴化人，与宗臣家有世交，与宗臣父亲厚交40余年。因宗、刘两家有这样亲密的关系，所以在《报刘一丈书》中，推心置腹地谈了自己对世俗的看法，大胆揭露了相府中的丑事，真正表达了对刘一丈的深情厚意。《报刘一丈书》是一篇书信体优秀散文，全文四段，共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

　　（第1自然段）是书信的开头部分，写的是客套话，作者以晚辈的身份、恭敬的口气，感谢刘一丈的来信、馈赠，并对其念及老父深表谢意。“数千里之外，得长者时赐一书，以慰长想，即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馈遗，则不才益将何以报焉。”“长者”，年纪大的长辈，指刘一丈。“馈遗”，指馈赠的礼物。“不才”，无才，自谦之词。（我在几千里外，常收到您的来信，以安慰我长久的思念之情，这已经是十分幸运的了。何况又承蒙你赠送我礼物，这样我更不知如何报答您了。）“书中情意甚殷，即长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长者深也。”“殷”，深厚的意思。“即”，由此可见。（您信中情谊十分深厚，由此可见您没有忘记我的老父亲，我也理解我父亲深深怀念您了）。这里清楚交待了宗臣老父亲与刘一丈的深厚情谊。正因如此关系密切，宗臣在信中才能对刘一丈无一保留地尽吐激愤。

第二部分

　　（第2、3、4自然段）是信的中心部分。作者针对刘一丈来信中“上下相孚，才德称位”这八个字来发议论，引出自责，借题发挥，字字矢弊。

　　第2段，“至以‘上下相孚，才德称位’语不才，则不才有深感焉。夫才德不称，固自知之矣。至于不孚之病，则尤不才为甚。”“孚”，信用、融洽。“称”，符合，配得上。“上下相孚，才德称位”，是刘一丈在信中勉励、劝慰宗臣的话。（上下级互相信任，才与德与自己的地位符合。）刘一丈希望宗臣能上下相孚和称位，勉励宗臣做一个称职的好官，并处理好上下级关系。对此宗臣有深切的感受。（他谦虚地说，我的才能和品德与职位很不相称，这一点我本来就知道。至于上下互不信任的毛病，我身上表现的就更为严重。）这里表面上是作者自责，实际上是为讽刺时弊预设伏笔。一涉及到这个问题，作者就不禁联想到官场的情况--奸臣当道，贪官满朝，谄媚之徒青云直上，正直之士仕途艰涩。这那里还谈得上“上下相孚”呢？于是文章很自然的由说自己“不孚”之病，转而为揭露官场的腐朽丑恶架起了桥梁。

　　第3段，揭露上下相孚的真相，这是全文重点。“且今世之所谓孚者何哉？”紧承上文。“且”，提携连词，相当于“再说”、“那么”。“何哉”，反诘嘲讽语气，表现作者不屑一谈，不吐不快的心情。他要把丑恶的东西撕碎给人们看，让人们看看现在的所谓“上下相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文章对此没有空发议论，是用漫画形式勾画出官场现形图。作者以典型化的手法作了形象化的回答。作者描写了客求相公这一组镜头。“客”是下级，是一个不择手段往上爬的小官僚。而作为上级的“相公”，又是喧赫一时的权相严嵩。通过“客求相公”的描写，作者揭示出了这上下互相信任的内幕实质。干谒求见的这一组镜头写的非常精彩。

　　第一个镜头写客见相公之难。先看下级求见时的丑恶姿态。有这么一个下级小官僚“日夕策马候权者之门”，从早到晚打马奔走，恭候在权贵的门口。“策”，马鞭，这里作动词用，指鞭打。可是“门者故不入，则甘言媚词作妇人状，袖金以私之。”当守门人故意刁难不肯让他进去的时候，他便甜言蜜语装作女人的媚态，（可看出客者为个人仕途而不择手段）并把袖里藏着的银子偷偷地送给守门人，求守门人帮他一把。“袖”，名词作状语，在袖子中；“私”，偷偷地赠送。“即门者持刺入，而主者又不即出见。”其实守门人得了他的贿赂拿他的名片进去通报了，主人也不会出来立即接见他。“即”，即使。“刺”，名片。“即”，立刻、马上。于是他只好“立厩中仆马之间”，任凭恶气侵袭衣襟，即使饥寒毒热不可忍，他也不肯离开。“抵暮，则前受赠金者出，报客曰：‘相公倦，谢客矣。客请明日来。’”把他折腾了一天，至到傍晚，那个先前得了贿赂的人才出来告诉他，相公今天累了，谢绝今天会客。请你明天再来吧。“暮”，晚上。到了第二天又不敢不来，他在家里心神不安“夜披衣坐，闻鸡鸣即起盥栉，走马抵门。”通宵披衣坐着，一听鸡叫赶紧起来梳洗，再骑马赶去敲门。“门者怒曰：‘为谁？’则曰：‘昨日之客来。’则又怒曰：‘何客之勤也？岂有相公此时出见客乎（反问修辞）？’”这个人已利令智昏，半夜三更去叫门，守门人大为关火，厉声问道：谁？他小声答道：昨天那个客人又来了。守门人更加怒气的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这样勤快呢？那有相公这个时候出来见客的吗？

　　这里写到“相公倦，谢客矣”“岂有相公此时出见客乎”，这里的“相公”是什么意思，作者这样写的目的是什么？

　　“相公”是对宰相的尊称，作者在这里故意把权贵们说成“相公”，旨在巧妙地讽刺权奸—宰相严嵩。受到这番冷落，“客心耻之”，他心里也感到耻辱。“耻”，以……为羞耻。但小不忍则乱大谋，为了达到目的“强忍而与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他强忍着对守门人说：实在没有法子，您姑且放我进去吧！“亡”，通无。“姑容”，姑且。于是“门者又得所赠金，则起而入之”，门者再次得了他所赠的银子，才起来放他进去。他“又立向所立厩中”，又站到他昨天站的马厩里。我们看，一个下级小官僚为了巴结大官吏，以图升官发迹，不得不厚颜无耻的买通把门官，先以甜言蜜词，后以袖内屯金，还要忍受冷遇和侮辱，“立厩中仆马之间”，尝饥寒毒热之苦，尽管碰壁而归，仍不罢休，继续坐而达旦，第二天鸡叫即起，继续走马抵门，门者再次刁难，他始而强忍，继则哀求，最后只得再行贿赂。既使得其进门，仍立厩中仆马之间。这里，作者以传神之笔，把那个下级小官僚的卑劣伎俩，丑恶灵魂刻画的淋漓尽致，唯妙唯肖。展示出一个封建社会上骄下臾的群丑图，这里把门者写得盛气凌人，怒呵怒斥；客者却逆来顺受，委曲求全，其用意是：表现客者为求谒于主者自愿受之的丑态；也是映衬主者跋扈，不可一世）

　　第二个镜头写“客见相公”，请看权者召见时的卑鄙行径。经过两天的努力，两次贿赂，忍受了两次马棚之苦，终于感动了上帝。“幸主者出，南面召见，则惊走匍匐阶下”,谢天谢地，幸亏主人出来，坐北朝南召见他，他诚惶诚恐地跑上前去爬在台阶下，“主者曰：‘进’，则再拜，故迟不起。起则上所上寿金。”听得一声主人“进”，他连忙拜了几拜，仍爬在地下故意不起来，起来后马上奉上贿赂的银子。“主者故不受”，而主者故意推托，“则固请”，他就坚持请。“主者故固不受，则又固请”，主人故意坚决不受，他就再三坚决请求。“故”，故意、含假装意。第一个“固”，坚持。第二个“固”，仍是坚持（故固不受，这是故意装出一付清高以遮盖他那贪财之心）。如此诚恳，盛情难却，主人这才“命吏纳之”，叫手下收了银子。他如释重负，大喜过旺，“则又再拜，又故迟不起。”他忙又爬下再三拜谢，又故意迟迟不起来。他知道主人即已收下他的银子，一定帮他的忙，他能不感恩吗！“起则五六揖始出。”爬下作了五六个揖才慢慢起来。这段文字最富讽刺意味和喜剧色彩，“南面召见”本是国君召见丞相，这里喻指奸相严嵩专权。那个小官僚听说召见，受宠若惊，立即故作恭谨惶恐之态“惊走”“匍匐”“再拜”“固请”“故迟不起”，起则“上所上寿金”，“又故迟不起”，“起则五六揖”，一连串的动作描写，步步推进，层层渲染，一个可卑可鄙的小丑形象如在目前，呼之欲出，令人忍隽不掬。更于权者，虽寥寥数字，但声威俱全，一览无余。他自恃为尊，金口难开，只一个字“进”，足见他骄横跋扈，赫赫威势。对“所上受金，故不受”，“故固不受”，故作姿态，虚伪奸诈，令人肉麻。

　　这段话描写刻画出“干谒者”和“权贵者”怎样的丑态？干谒者的丑态：极尽谄媚贿赂之能事；权贵者的丑态：极其贪得而故作清廉。

　　作者主要通过何种描写手法来刻画人物的？主要是行为描写，通过具体、生动的形象刻画人物的丑态。

　　文中连用了三个“故”字，四个“固”字，说明作者为什么反复使用这几个字及其艺术效果。“故”，是故意，虚情假意。“固”，是坚决。这两个字所包含的人的态度是矛盾对立的，作者放到一起，并反复使用，是为了强调“干谒者”和“权贵者”的坚决，实质都是极虚伪的。愈坚决就愈虚伪，愈要掩盖虚伪也就愈坚决，因而也就更显其虚伪，这就淋漓尽致地揭示了他们极其丑恶的心态。

　　第三个镜头写客见相公后的得意样子。那个小官僚被召见之后，如愿以偿，摇身一变又是一幅面孔。“出揖门者曰：‘官人幸顾我，他日来，幸亡阻我也。’门者笑揖，大喜，奔出。”他出来对门人作揖道：幸蒙大官人照顾我，希望下次再来不要阻挡我。受门人向他还了一个礼，他便欣喜若狂地跑了出去。“马上遇所交识，即扬鞭语曰：‘适自相公家来，相公厚我，厚我。’且虚言状。即所交识，亦心畏相公厚之矣。”他骑在马上遇见相识的人，就扬起马鞭对人说：我刚从相府出来，相公很赏识我，很赏识我。并虚假地说了相公厚待的情况，即便是了解他底细的人，也在心里敬畏相公而厚待他了。“所交识”，所与交游熟识的人。“适”，刚才。“厚”，厚待、看重、赏识。相公因得了他的贿金“稍稍语人曰：‘某也贤，某也贤！’”相公稍微伺机跟人说一下，某人不错，某人不错！“闻者亦心计交赞之。”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听着这话的人也都在心里盘算着一齐称赞他。这里“相公厚我，相公厚我！”“某也贤”“某也贤！”两个反复手法的运用，简直出神入化，把官僚的狐假虎威，奸相的信口雌黄，揭露的淋漓尽致。而那些势利之徒，鹦鹉学舌之状也不唯妙唯肖。文章至此顺势而下，“此世所谓上下相孚也。”与这一段开头写奸者“所谓浮者何哉？”紧相呼应，可谓画龙点睛之笔。这里通过上门者、客者、权者三人丑态栩栩如生的刻画，十分形象的刻画了官场中十分黑暗。所谓“上下相孚”，只不过是上下勾结，欺世盗名的代名词而已。在这种情况下“长者谓仆能之乎？”（您老人家说我能够这样做吗？）这冷言一语，力发千钧，问的有力，表明作者不同流俗的态度和激愤之情。文章转为叙述自己，洁身自好，不肯向权贵们低头的作风。

　　第4段，写作者自己自恃高洁之权贵的品质。“前所谓权门者，自岁时伏腊一刺之外，即经年不往也。”“岁时”，一年的四时节令，指逢年过节。“伏腊”，指夏、冬祭祀的日子，指重要节日。（前面所说的权贵之家，除了逢年过节、伏腊祭祀递一张名帖以示祭祀外，常年不相往来。）从时间上说，在漫长的一年中，作者只有在夏天伏日、冬天腊日这些节日投上名片，以祭名节，整年都不登权贵之门，这和“客，日夕策马候权者之门”是一个对比。

　　“间道经其门，则亦掩耳闭目，跃马疾走过之，若有所追逐者。”（偶尔经过他家门口，我则捂住耳朵闭上眼睛，加鞭催马快跑过去，好像有谁追赶似的。）“间”，间或，偶尔。“疾”，快、迅速地。从态度上说，作者见到或经过权者之门时，他捂着耳朵、闭着眼睛，急忙跑过去，这样的急速行走，表现了作者唯恐沾染上臭气的清高气节，和“客立厩中仆马之间，恶气袭衣袖，即饥寒毒热不可忍，不去也”，“惊走”匍匐阶下”，“大喜，奔出”这样的描写，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对照。

　　“斯则仆之褊哉，以此常不见悦于长吏，仆则愈益不顾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唯守分尔矣！’长者闻之，得无厌其为迂乎？”（这就是我心胸狭隘的胸怀之处吧！，因此常常不被长官所喜欢，我却更加不理会这些。，不仅如此，而且还常常大言不惭地自我安慰：“人生祸福，命中注定，我只有谨守本分就行了！”恐怕要讨厌我太过迂腐了吧？）运用了反问修辞。从结果上说，作者这种正直、清廉的作风，导致了“长不见悦于长吏”，权贵们的提拔那就更提不上了。但作者不以此畏矣。

　　这一段与上一段处处形成对照，作者把正邪、洁污、直曲区分的经纬分明，表现了作者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对污浊现实的反抗态度，这在当时政治黑暗，士大夫不顾廉耻的情况下，那是难能可贵的。诘句“长者闻之，得无厌其为迂乎？”意在言外，余味无穷。一则总结了所谓和当时的时尚是大相径庭。这诘句深刻揭示了当时腐败的社会风气，满怀作者的无限愤慨。

　　以上是第二部分，这是全文主体。作者借用刘一丈来信所写“上下相孚，才德称位”八个字，大加发挥，通过具体的形象真实地尽情地描绘了“客”鉆营拍马屁的丑态，并衬托了相公的淫威虚假。写的夸张形象，穷形尽现。写自己处处和时尚作对比，并以反诘句明确表现自己，不能“上下相孚”，写的光明磊落，肝胆照人。这些现实弊端和自己的现实，在内容上是一邪一正，风格上是一谐一庄，恰当的反映了现实中的两种风气及作者的鲜明态度。

　　在这封信中，作者借对方来信中提到的“上下相孚，才德称位”这句话展开议论，但整篇文章却只议论“上下相孚”一个方面，为什么？

　　刘一丈的来信以“上下相孚，才德称位”告诫作者。作者在回信中着重谈了“上下相孚”的看法，而没有谈“才德称位”，这是因为“上下相孚”和“才德称位”是互为因果的，是互相依存的，讲明当时社会根本不能“上下相孚”，才德不能称位也就不论自明了。抓住“上下相孚”一点来做文章，这是一种集中笔墨，切中要害的写法。

第三部分

　　（最后一个自然段）以劝慰之语作结，回应书信开头。“乡园多故，不能不动客子之愁。”家乡常受倭寇侵扰。“客子”，身在异乡之人，指作者本人。作者时刻思念着家乡，当然也时刻思念着刘一丈。“至于长者抱才而困，则又令我怆然有感。天之与先生者甚厚，亡论长者不欲轻弃之，则天意亦不欲长者之轻弃之也，幸宁心哉！”（你怀才而遭困顿，就更使我感到悲伤，天公赐给您博学多才，且莫说你自己愿轻易抛弃它，就是天意也不愿您轻易抛弃这些呀！希望你心情能够平静下来。）

　　这段话表明了几层意思？主要有三层：其一、客居他乡的游子对家乡的怀念；其二、对刘一丈抱才而困的不平和愤慨；其三、对刘一丈的劝慰，回应开头刘一丈对自己的关心。

　　说明这一部分和文章主题的关系？这段文字是全篇不可分割的部分，用刘一丈抱才而困的处境进一步揭露了“上下相孚”的虚伪性。

　　说明其在结构上的关系。回应文章开头，使首尾呼应，结构严谨。这并非一般客套话，仍然紧扣“上下相孚”这个中心。从上面所言，作者自己尚且“不见悦于长吏”，何况刘一丈这样德高学广之人呢？既是对他怀才不遇的深切同情，也希望他能洗身持洁，以展抱负之日。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散文《报刘一丈书》有较高的思想性，它具有尖锐的现实针对性和强烈的批判性。作者敢冒政治的风险，以鲜明的立场和大无畏的精神把矛头指向严嵩，揭露官场中权者持骄纳贿，谒者拍马求宠的真实情态和丑恶本质，大胆反映了现实生活的矛盾和现象，把明代官场的丑恶内幕以及罪恶，予以淋漓尽致地描写，揭示了当时是怎样社会现象。我们说这书信不仅有揭露作用，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也有一定的启发作用。文中所针对的虽然是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情、具体的社会现象，但是却启迪人们该如何对待不良社会风尚上做一些规律性的思考，什么样的思考呢？那就是启发我们要从品德和节操的高度去对待社会不良风气。在强大的恶劣社会风尚面前，要站稳脚步，坚守节操，保持品德的完美，不能随波逐流，同流合污。我们要相信是非曲直、功过，历史都会给予公允的评论。代表恶势力的严嵩，曾经是那么的不可一世，但终究身败名裂；而品德高洁的宗臣为后人所传颂，这些都具有规律性。因此我们说这篇文章有广泛而深刻的意义，以人为镜可知得失，以古为鉴，可知新蒂。

总结

　　《报刘一丈书》这封信通过描绘官场的丑恶，深刻地揭示了统治阶级的腐败丑恶和当时社会的黑暗。文章紧紧围绕“上下相孚”“才德称位”两方面展开，但对后者只是一笔带过，而对前者却作了详细的描述。本文运用对比手法，形象地揭露了进谒者的奴颜婢膝、曲意逢迎和权贵的骄横跋扈、倨傲做作的丑态。文章在讽刺鞭挞丑恶的同时，也表达出作者不屑巴结权贵的正直态度和可贵品质。

　　《答苏武书》是一篇创作于西汉时期的散文，作者李陵。天汉二年，李广利率军伐匈奴右贤王，武帝召李陵负责辎重。李陵请求自率一军，武帝不予增兵，只令路博德为其后援，而路按兵不动，致使李陵步卒五千，深入匈奴，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军。苦战之后，又逢管敢叛逃，暴露了李陵兵少无援的军情，单于遂集中兵力围攻，李陵兵尽粮绝，北面受虏。降匈奴后，曾与被匈奴扣留的苏武数次相见。始元六年（前81），苏武得归，修书劝李陵归汉，李陵以此书作答。这封信的主旨是为自己的投降行为解脱。信中战斗场面写得极有声色，显然是要说明，当时因为双方兵力悬殊，己方将帅的不顾大局，武帝处置（诛陵全家）失当，所以，自己投降完全是出于不得已，进而使读者产生同情；此外，屡用强烈对比，如身处异域而怀念故土，以寡兵深入众敌而浴血奋战，苏武持节荣归而自己居人篱下，确实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这篇文章，学者多认为系后人伪作。但《文选》中收入，当系选自《李陵集》中，故其写作时间最迟不应晚于汉代。

　　信中战斗场面写得极有声色，是要说明，当时因为双方兵力悬殊，己方将帅的不顾大局，以及后来武帝处置失当（诛杀李陵全家），所以，他的投降完全是出于不得已，进而使读者产生同情；此外，屡用强烈对比，如身处异域而怀念故土，以寡兵深入众敌而浴血奋战，苏武持节荣归而他居人篱下，由此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这篇文章，学者多认为系后人伪作。但《文选》中收入，当系选自《李陵集》中，所以该文的写作时间最迟不应晚于汉代。

　　前99年（天汉二年），李广利率军伐匈奴右贤王，汉武帝召李陵负责辎重。李陵请求自率一军，武帝不予增兵，只令路博德为其后援，而路博德按兵不动，致使李陵带着步卒五千，深入匈奴，面对数十倍于己方的敌军。苦战之后，又逢管敢叛逃，暴露了李陵兵少无援的军情，单于于是集中兵力围攻，李陵兵尽粮绝，北面受虏。降匈奴后，曾与被匈奴扣留的苏武数次相见。前81年（始元六年），苏武得归，修书劝李陵归汉，李陵以此书作答。

　　这是一篇独具特色的感谢信，它没有平常的客套，也没有空泛的溢美之辞。而是通过对铭志作用及流传条件的分析。来述说“立言”的社会意义，阐发“文以载道”的主张，表达了对道德文章兼胜的赞许与追求。文章结构谨严，起承转合非常自然。

　　第一段（起承部分），首先交待写这封信的缘起与观诵墓碑后的总的感受。接着叙及撰写暮志铭的意义。先提出论点“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然后比较铭、史之异同。先言其异，次言其同。本段借助铭、史对比展开文章，深刻地阐述了铭志的警世作用。

　　第二段谈今铭“二弊”，首先是不实；其次是“传者盖少”。

　　第三段，强调立言者的素质是纠除今弊的根本条件。作者提出：“立言者”必须是“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作者在本段总的提出这个论点，然后再分说，“畜道德”和“能文章”。最后总说：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二三段为“转”，最后两段为“合”，从立言者之论，归结至于欧阳修身上，盛誉欧阳修“畜道德而能文章”之贤，深谢欧阳修赐铭之恩。与文章开头呼应。在唐宋八大家当中，曾巩是最重视章法的，在以上所述中，读者可以看到曾巩文章的这一特点，结构十分谨严，内容环环相扣，起承转合，如行云流水。此文可称得上曾巩文章这一方面的典范之作。

　　苏轼的《上梅直讲书》是书信体的应用文。那一年他在礼部考试中得到第二名，循例要向所有考官分别写感谢信。梅尧臣位分不高，本来不一定能参与到阅卷工作中来。是挚友欧阳修的保荐，用临时借调的方法让他参加的。在那一届的五六个考官当中，梅尧臣是品阶最低的一个。但是古文观止选入这一篇是有理由的。我认为，整本观止里，得第落第的士人写给权贵和考官的信里，这一篇是最好的。《上梅直讲书》的好处很多，但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苏轼非凡的见识眼力。全文被现代人断成了两大段。

　　作者是用他的读书心得开头的。我每每独到诗经的《鸱鸮》，和尚书的《君奭》时，都暗自为周公的不遇而悲伤。看《史记》的时候，读到孔子被困在陈、蔡之间而弦歌之声没有断绝，颜渊、仲由这样的弟子还在与他来往问答。孔子曾说：“现今朝野上到处充斥着恶人，是我坚持的道不对吗？不然我怎么还会落到如今的地步？”颜渊说：“夫子的道是极其广大的，所以这个世界还容纳不下它。不过就算这样，又有什么好担心的？正是因为您不被这俗世接受，才能结纳到志同道合的君子啊。”孔子忍不住喜动笑颜地说：“颜回，如果你以后富有了，我就要做你的管家。”虽然天下都不能容纳孔子和他的道，但是他却能在与弟子的交流中得到莫大的乐趣。推算起来，周公的富贵又比不上孔子的贫贱了。召公这样的贤者，管叔蔡叔这样的亲兄弟尚且不理解周公的心，周公又能与谁一起分享他的富贵呢？但是，和孔子共处贫贱的人却都是天下的贤才，这就是值得孔子快乐的地方了。

　　这个开头一大段是意味深长的。周公和孔子的生平本为大家所熟知，一般运用起来都和废话差不多。苏轼却不怕麻烦，不嫌人家说他废话地从他自己的角度把这两人的故事又叙述了一遍，还写的特别长，是有很深考虑的。梅尧臣的潦倒不遇是很厉害的了，如果不是欧阳修自始至终地帮助他、赞美他，“到处逢人说项斯”，可能他在身后一点名声都留不下来。这一点不仅后人这么看，连同时代的人也是这么想的。我倒不是说梅尧臣得到的名声与实际不符，而是说他真的是多亏了欧阳修。欧阳修从认识梅尧臣开始，直到梅死去，直到自己老年退休回乡，始终不渝地绝口称赞梅尧臣的文学才干和他们共同的文学见解。这里头有欧阳修本人的气质因素使然——他是个热情开朗的人，见了优秀的青年，奖掖揄扬唯恐不尽，经他提携的人都名声大振。但是，得到欧阳修这么长时间关注，这么深情关注的人，只有梅尧臣一个。千古之下，我想到这段故事仍然觉得感慨不已。梅欧的情谊，和李杜的不同，和元白的也不同，大概是在一个文士朝代里能有的最好的朋友知己之情了。此文的开头，妙在不直言自己的仰慕结交之意（这是俗人的做法），也不直言自己对梅尧臣生平的看法（这样太突兀，读之恐梅公不喜），而是疏荡开去，以圣贤故事淡淡开头，而且叙述得有新意，令人耳目一新，提起精神看他后面如何讲。

　　第二段的章法、态度更妙。我七八岁时才知道要读书，听说世上有位欧阳公，为人就好像古时的孟轲、韩愈这样的人。又有一位梅公，与他交游议论。等我后来长大了，才能读懂他们的诗文，私下揣度他们的为人，感受他们那种脱离世俗的快乐，于是自己也觉得快乐了。但是，那时我为求得一点做官的俸禄，还在学习作诗作文，自惭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献给二位看的。所以我为了应试来到京师一年有余，还没有登门拜访过。今年春天，您和欧阳公主持礼部考试，我没想到自己能得到第二名。后来又听说，您喜欢我的文章，觉得有孟轲的风度气格；欧阳公也觉得我的文章不是一般世俗人的文章，所以我才能有这样的名次。我没有通过您二位的左右仆役，也没有通过您二位的亲戚旧识来为我请托。之前十几年只听过大名却没见过真容的二位阁下，一天之内就成了我的知己。我回去沉思这件事，做人不能光为了享受富贵，也不能无知无识地处于贫贱。世间有这样的大贤士，我又能成为他们的门生，这就足够了。就算让我一时交了好运，带着十几个人乘车骑马气派地出行，引来市井百姓对我围观称羡，我又怎么能拿来交换这种快乐呢？左传上说：“不怨天，不尤人”，只因为“优哉游哉，可以卒岁”。您名满天下，官位却不过五品，容貌神情一向温和平静，文章宽厚敦朴没有怨言，一定是从这种“道”里有所启迪。我希望与您一起了解它。

　　作者的心态是非常镇定从容的，他对自己写的文章足够吸引人这一点毫不怀疑。梅尧臣不是高官，但每天也必然有公文来往要看；一次科举有二百多人入选，即使只有一半人特别懂礼给他写信，也不是轻松的阅读量。苏轼敢在主旨之外貌似游荡一半的文字（主旨说白了就是套近乎），是因为他相信自己能够不鸣则已一击即中。在这一段开头，作者依然非常沉得住气，自叙读书经过和对欧阳修的企慕，这才淡淡提到了梅尧臣一句，算是交代了梅的出场。而且自叙身世时，并不自失身份。他始终将欧梅并称，并不对梅尧臣满口谀辞。真正表现出作者的倾心结纳之意的，其实只有全文最后一句罢了。换了一般人，一定会焦急地将最后一句放在开头来表明心迹。这样力气在第一口就泄光了；不像这篇始终含着一口气，从容不迫缓缓吐露，气势深厚又浑然一体。这是《上梅直讲书》章法的妙处。当然又不止于此。我把此文最大的好处概括为“格高”，格是立意境界见识胸襟眼光。作者在文中抓住的是梅尧臣生平最得意处，所以只需轻轻一挠，读者就浑身舒泰了。梅尧臣生平最得意什么？是有人赏识他吗？是欧阳修赏识他吗？是当政的欧阳修赏识他吗？是当政的欧阳修赏识他又切实地帮助了他吗？都不是。我说，是赏识梅尧臣的欧阳修值得他回报以同样的赏识，这才是梅的平生最得意处。以国士待我者，我当以国士报之。回报贵人是有义，回报值得回报的贵人是有情有义。而且这时并不需效仿常人，非得肝脑涂地杀身以殉不可。以梅尧臣和欧阳修的平生行止而言，他们是知己而兼朋友。非要数说过去梅尧臣的仕途如何被欧阳修一再连累，欧阳修又如何卖力为梅尧臣奔走鼓吹，倒是落入下乘了。这时，欧阳修像孟子韩愈，乃是梅最喜闻者，绝不会引起丝毫不快。第一段中，用富贵而不快乐的周公，衬托出贫贱而快乐的孔子，也是因此意图彰然。这种写法顶妙在于，既然欧梅互引为知己，苏轼又深表自己以受知于二人为至乐之心，则苏氏也自许二人为自己的知己了。苏轼以大贤为知己，即自期为大贤之意表露无遗。这就是我认为本文“格高”的所在。作者在几百字之内，给梅尧臣拍了一个至高无上（拿孔子作比）、极其巧妙又极为真实的马屁，同时寄表现了对考官的好感，又不露痕迹地显示了自己的野心。真是非有极大胸襟极深见识的人不能做到。

　　此文的布局深谋远虑，表面看来却稀松平常。它的语言也有它的好处。比如颜渊说的“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有深意，夫子的笑是“油然而笑”，很形象。“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算是全文的名句。引用的两句《左传》也是恰到好处，十分得体。欧阳修觉得苏文有孟轲之风，是指苏轼滔滔雄辩、言辞无碍、气势浑成而言。

　　韩氏论文素以整饬、谨严、生动形象著称于世。此篇《与陈给事书》，乃是一般的书信，但出自他的笔下，却委婉动情，不同凡响。

　　803年（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关中地区大旱，年成歉收，民间饥馑，韩愈上书奏请减免徭役租赋，因此得罪了权贵，由监察御史贬为阳山县令。陈给事却在这年得到了升迁。此年皇家准备举行祭祀大典，陈给事奏请祭祀必尊太祖，而且祖宗灵位的排列，以及参加祭祀人员的排列，都要分出尊卑长幼的先后次序，必须讲究礼仪。他因此得到皇帝的赞赏，自考功员外郎迁给事中，可谓宦海扬帆，春风得意。而韩愈却因爱民而被贬，极为苦闷，茫然若失。但他对仕途仍充满了幻想，希望能有人荐举，重返朝廷做官。所以他对这位备受皇帝欣赏的新迁给事中陈京，还抱有很大的希望。其实此信中并没有实质的内容，只是要同陈给事联络个人感情而已。然而文章的通篇围绕着一个“见”字，历敷了与陈给事的见面情况：上半篇从见说到不见，下半篇从不见说到要见。好像通幽曲径，峰回路转；如柳暗花明，若断若续。信中处处自贬自责，表现了韩愈诚惶诚恐的心态；同时在字里行间，又微微透露出其不甘低眉伏首的慷慨情态。

　　马援的侄子马严、马敦平时喜讥评时政、结交侠客，很令他担忧，虽远在交趾军中，还是写了这封情真意切的信。文章出语恳切，言词之中饱含长辈对晚辈的深情关怀和殷殷期待，所以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原因有三。

　　其一、以“汝曹”称子侄，在文中反复出现，使子侄们在阅读时倍感亲切。不远千里致书教谕，也能收到耳提面命的效果。同一称谓反复出现，固然可使被称者自感受到重视，而更重要的是，作者选用的这一称谓也传达出丰富的信息。古人名、字并行，各有其用。一般长辈称晚辈用名，同辈相称则用字，如果“尔”“汝”相称，往往是不礼貌的，但在特定场合下却又能用以表示亲近，如韩愈《听颖师弹琴》“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句。作者在信中不依常规称呼子侄，却以“汝曹”相称，这就显得随和、亲切，拉近了长辈和晚辈之间的距离。被称的晚辈则可以从中体会到长辈的真情关怀。

　　其二、苦口婆心，现身说法，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晚辈沟通，而不是空讲大道理。如首段说“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只说自己如何，但是态度明确，感情浓烈，自然可以感染晚辈，又何必命令式地不许这不许那呢？至于“施衿结缡”句，更是反复叮咛，语重心长，使人感动不已。次段对当世贤良的作为得失加以对比评析，都是自己观察社会人生得来的经验之谈。其“刻鹄不成尚类鹜”、“画虎不成反类狗”的比喻，警拔有力，发人深省，是传之千古的警句。而诸如“愿汝曹效之”、“不愿汝曹效也”的话，虽然只是表示希望，但是字里行间满盈着真挚的关爱，比之“汝曹当效之”、“汝曹勿效也”这样板着面孔的口吻真不知要强过多少倍了！

　　其三、文中大量而恰当地使用句末语气词，起到了表达意义以简驭繁，只着一字而含义丰富；表达感情以无胜有，不着情语而情尤真、意尤切的突出效果。文中用“也”表达自己的肯定和期望，态度坚绝；用“矣”、“耳”表达自己的爱憎倾向，情深意长；用“者也”，则表达出对评说对象有所保留或不以为然。这些合在一起，不仅读来语气抑扬，更能使人由此领会充盈在文字背后的教诲、期望、关怀和爱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