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郴州杨侍郎玩郡斋紫薇花十四韵
几年丹霄上,出入金华省。暂别万年枝,看花桂阳岭。
南方足奇树,公府成佳境。绿阴交广除,明艳透萧屏。
雨馀人吏散,燕语帘栊静。懿此含晓芳,翛然忘簿领。
紫茸垂组缕,金缕攒锋颖。露溽暗传香,风轻徐就影。
苒弱多意思,从容占光景。得地在侯家,移根近仙井。
开尊好凝睇,倚瑟仍回颈。游蜂驻彩冠,舞鹤迷烟顶。
兴生红药后,爱与甘棠并。不学夭桃姿,浮荣在俄顷。
猜你喜欢
束带值明后,顾盼流辉光。
一心在陈力,鼎列夸四方。
款款效忠信,恩义皎如霜。
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
壮躯闭幽隧(suì),猛志填黄肠。
殉死礼所非,况乃用其良。
霸基弊不振,晋楚更张皇。
疾病命固乱,魏氏言有章。
从邪陷厥(jué)父,吾欲讨彼狂。
衣冠整洁的三良正遇上明君秦穆公,他们才高志大,一顾一盼都光彩四射。
他们竭尽全力辅助朝政,使秦国与列国鼎足而立,受到四方称颂。
三良效忠穆公恳切殷勤忠诚不二,君臣间恩礼情义就像秋霜般洁净。
穆公在生时同三良就像一个人一样,死了也不肯同三良分身。
壮士之躯埋闭在幽深墓道,勇猛之志只得填充在棺木中。
人死陪葬不是礼义之举,况且还是用他的忠信良臣!
霸主的基业于是乎衰败不振,而晋楚的国势趁此壮大兴隆。
魏武帝之子之所以不从父命,以人为殉,是认识到父亲被疾病搞迷乱了,遗命不需要遵从。
康公遵从非礼的殉葬作法,陷入父皇陷阱,我想揭竿而起讨伐那昏庸的秦康公。
译赏内容整理自网络(或由匿名网友上传),原作者已无法考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本站免费发布仅供学习参考,其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明后:明君,谓秦穆公。
幽隧:墓道。黄肠:苏林曰: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指棺木。
张皇:张大、扩大。
从邪:指殉葬之作法。彼狂:指秦穆公子康公。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西郊落花天下奇,古人但赋伤春诗。
西郊车马一朝尽,定庵先生沽酒来赏之。
先生探春人不觉,先生送春人又嗤。
呼朋亦得三四子,出城失色神皆痴。
如钱塘潮夜澎湃,如昆阳战晨披靡;
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
奇龙怪凤爱漂泊,琴高之鲤何反欲上天为?
玉皇宫中空若洗,三十六界无一青蛾眉。
又如先生平生之忧患,恍惚怪诞百出无穷期。
先生读书尽三藏,最喜维摩卷里多清词。
又闻净土落花深四寸,瞑目观赏尤神驰。
西方净国未可到,下笔绮语何漓漓!
安得树有不尽之花更雨新好者,三百六十日长是落花时。
这是一首诗人用灵魂来表现的一阕“落花”的赞歌。全诗描写气势磅礴,感情强烈,笔力遒劲。作者运笔有如鬼斧神工,极尽夸饰渲染之能事,以丰富而奇特的想象,缤纷而璀璨的画面,绚丽而斑斓的色彩。诗人在诗中运用了多种修辞艺术手法,透过落花随风而逝、漫天飞舞、纷纷扬扬的壮美景观,从而展示了诗人在不为世用、不为时重的挫折中,既失意苦闷而又不甘沉沦、不愿退伏的心路历程。他一反传统对落花的倾注深情、极致赞美,正是诗人对新的生命价值的追求、对个人感情的尊重的个性意识的流露。而这一切,又被艺术地、诗化地表现出来,透出一种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倔强精神。
全诗以新奇的艺术构思、巧妙的寓意把瑰丽的生命力量与崇高的理想相互结合起来,极写生命陨落的辉煌、生命力迸发的尽致。生命虽极辉煌而毕竟陨落,虽陨落而曾经辉煌,这就揭示了生命的瑰丽璀璨与生命的凋谢陨灭、青春的美丽与青春的易逝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规律,深深地寄托了诗人失意之中的悲哀与无奈。
而正是这种深层的悲哀与无奈激发了诗人内在的傲岸不羁的个性意识的觉醒,以疏狂痴想之姿态向“落花”的传统意蕴即陈旧的传统思想文化意识发出挑战,并积极探求个体生命与人生理想的真正价值所在,以期能为国家贡献自已的国量。正因如此,这一阕“奇思古艳”(谭嗣同)的“落花”狂想曲,才真的是大放异彩,震撼人心。艺术上的成功使得这首诗成了艺苑奇珍。
全诗共分为三大部分,诗的开头八句是第一部分,主要写诗人春日郊游,观赏落花,并且深深被那奇丽壮美的景象吸引、陶醉的情景。
“”诗的开头这两旬就显得落笔不凡,作者盛赞北京西郊的落花景象是天下奇观,慨叹古人只写些伤春之词,却没有一首赞美的诗篇。接着,诗人以调侃的笔调表达了不同流俗的情趣。
“”“定庵先生”是作者自称。花落了,来赏花的车马也就没有了,可诗人却偏偏在这个时候买了酒,找来三四个朋友来欣赏落花。一般人只知道欣赏盛开的繁花,谁能想到那落花景象是何等绮丽,何等壮观!“出城失色神皆痴”一句,既生动地勾画了诗人和朋友们看到落花景象后那种如醉如痴的惊异神态,又为后面具体描绘落花景象作了铺垫。
诗的中间十句是第二部分。这部分是全诗的核心,笔墨最为精彩。诗人用一连串出人意想的比喻描写落花:“”
钱塘潮为杭州奇观,宋朝周密的《武林旧事》记载,潮水暴涨的时候,“吞天沃日,势极雄豪”。
昆阳战,指的是公元23年刘秀在昆阳以三千精锐一举击败王莽四十万大军的战役。诗人把落花的情景比作奔腾汹涌的钱塘江潮,又比作大破敌军的昆阳之战,气势是多么磅礴,形象是多么生动!落瓣缤纷、淡粉轻红,诗人又把它比作八万四千个天女洗完了脸,一齐倾倒下来的胭脂水,构想异常奇特,色彩非常鲜明!这样的诗句,让人好象看到那风吹落花,花逐清风,往来倏忽,上下翻飞的情景。
把落花景象比作钱塘江潮,比作激战;进而又比作天女倾倒下来的胭脂水、漂泊的奇龙怪凤、仙人乘坐的鲤鱼。最后“又如先生平生之忧患,恍惚怪诞百出无穷期”一句,将特定环境中的景物与漫长时间中的感受相比,十分新奇。诗人正是以这一系列独造的比喻构成一幅幅动人的画面,来强烈地感染读者。比喻不仅新颖奇特,而且一个接着一个,一连串的比喻,不仅写出了落花景象的艳丽色彩和磅礴气势,而且也把那种稍纵即逝、流转变幻的奇妙之美极为形象地传达了出来。
琴高,是一个有道仙人,修炼得道,骑着巨大的红鳞鲤鱼飞上天空。玉皇宫,即道教中玉皇大帝的宫殿,诗中喻指海棠树。三十六界,即道教所说的三十六层天,诗中喻指山野各处。蛾眉,指女人。
诗人把神话故事用作比喻融进诗句里,更深一层增加了落花景象的神异色彩和神秘感。在诗人笔下,那纷纷扬扬的落花,随风飘零,一会儿象东飘西泊的奇龙怪凤;一会儿象仙人琴高骑着红鳞鲤鱼飞上天空。看那树,花已落尽,就象玉皇宫殿水洗一空;看地,地上没有一点青色,到处覆盖着落花,满眼都是红色。诗人的想象力不断升腾,绝妙的把落花景象比作自己平生所遭遇的忧患,模糊、隐约、离奇、怪诞,层出不穷。
这一部分在写法上也独具匠心,连续十句都是别具特色的比喻,比喻的手法非常灵活,前四句是用明喻,中间四旬用借喻,后面两句又用明喻,句式和韵律上也有相应的变化,避免了单调呆板。
诗的最后八句,是第三部分。在这部分中,诗人熔铸佛经故事和佛典词句来抒写他的激情:“又闻净土落花深四寸,暝目观赏尤神驰。西方净国未可到,下笔绮语何漓漓。”
三藏,是佛教典籍经藏、律藏、论藏的总称。维摩卷,指《维摩诘所说经》,天女散花的故事就出自这本佛经。清词:清丽的词句。这里的“净土”、“西方净国,”是指佛国。绮语,佛家的说法,在佛家看来,绮丽的言辞是一种罪恶。“雨”字用作动词,花落如雨下。
在这部分诗中,诗人感情的溪水在曲折流淌,从眼前的落花景象联想到《维摩诘经》里天女散花的故事;这故事又引起他对佛国仙境的落花奇景“瞑目观赏”,心驰神往;最后,他又从佛国想到人间,澎湃的激情变为意味深长的感叹。“安得树有不尽之花更雨新好者,三百六十日长是落花时”,既表达了诗人对佛国落花奇景的留恋与向往,也表达了他对人间落花景象的追求和渴望。
这不是一般的即景之作。联系诗人所处的时代和诗人的思想,让人轻易的从中体会到浪漫主义歌唱所包含的现实内容。
这首诗第一个显著特色就是诗人不仅把红消香断的残春景象写得生意盎然,丝毫没有零落凄清之感,而且并不停留在对自然景物的深情咏唱上,而是通过对落花的赞美表达了自己的社会理想。这样,不仅使一系列的景物描绘焕发出奇光异彩,而且整个诗篇也显得更加内蕴深厚,耐人寻味。反过来说,如果全诗的主旨只是为了赞美落花,那么即使写得再美,也会显得单薄浅露,给读者的感染势必淡漠得多。
此诗另外一个显著特色是譬喻奇警、想象异常丰富。诗中运用的比喻、写景状物,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手法,但是这首诗的比喻却用得格外新颖奇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