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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yíng)。
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jīng)卿(qīng)。
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
素骥(jì)鸣广陌，慷(kāng)慨(kǎi)送我行。
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
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
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
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
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
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
凌厉越万里，逶(wēi)迤(yí)过千城。
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zhēng)营。
惜哉剑术疏，奇功遂(suì)不成。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
燕国太子喜欢收养门客，目的是对秦国报仇雪恨。
他到处招集有本领的人，这一年年底募得了荆卿。
君子重义气为知己而死，荆轲仗剑就要辞别燕京。
白色骏马在大路上鸣叫，众人意气激昂为他送行。
个个同仇敌忾怒发冲冠，勇猛之气似要冲断帽缨。
易水边摆下盛大的别宴，在座的都是人中的精英。
渐离击筑筑声慷慨悲壮，宋意唱歌歌声响遏行云。渐离：高渐离，战国时燕国人，与荆轲友善，善击筑(古时的一种乐器)。宋意：燕国的勇士。
座席中吹过萧萧的哀风，水面上漾起淡淡的波纹。
唱到商音听者无不流泪，奏到羽音荆轲格外惊心。
他明知这一去不再回返，留下的姓名将万古长存。
登车而去何曾有所眷顾，飞车直驰那秦国的官廷。
勇往直前行程超过万里，曲折行进所经何止千城。
翻完地图忽地现出匕首，秦王一见不由胆颤心惊。
可惜呀！只可惜剑术欠佳，奇功伟绩终于未能完成。
荆轲其人虽然早已死去，他的精神永远激励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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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丹：战国时燕王喜的太子，名丹。强嬴：秦国。
荆卿：指荆轲。
商音、羽奏：商声和羽声。商声凄凉，羽声较激昂。
关于荆轲之事，《战国策·燕策》与《史记·刺客列传》都有记载，其基本情节是相似的。陶渊明的这首诗显然是取材于上述史料，但并不是简单地用诗的形式复述这一历史故事。
诗的头四句，从燕太子丹养士报秦(报，报复、报仇之意)，引出荆轲。不仅概括了荆轲入燕，燕丹谋于太傅鞫武，鞫武荐田光，田光荐荆轲，燕丹得识荆轲，奉为“上卿”等等经过，而且，一开始便将人物(荆轲)置于秦、燕矛盾之中，又因为这个人物是最出众、最雄俊的勇士(百夫良，超越百人的勇士)，于是乎他自然成了矛盾一方(燕)的希望之所托。那么，故事的背景，人物的位置，及其肩负之重任，大体都已亮出，所以说这四句是“已将后事全摄”。正因为如此，矛盾的发展，人物的命运等等悬念，也就同时紧紧地系在读者的心上。下面接着就写荆轲出燕，在临行前，史书中有荆轲等待与其同行的助手，而“太子迟之，疑其改悔”，引起荆轲怒叱太子，且在一怒之下，带着并不中用的秦舞阳同行的记载。诗人略去这一重要情节，而代之以“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这后一句逗出下文，而前一句显然是回护了燕丹的过失，但这样写却与首句的“善养士”相呼应。既使得内容和谐统一，一气贯注，也使得笔墨集中，结构浑成。易水饯行，《战国策》与《史记》是这么写的：“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由平缓而渐趋激昂。诗人则不然，他首先插入：“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素骥，白马。马犹如此，人就自不待言了，诗的情绪一下子就激发起来了。因而“雄发”二句的刻画——头发直竖，指向高高的帽子；雄猛之气，冲动了系冠的丝绳——虽不无夸张，但却由于情真意足而显得极其自然。易水饯别，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酝酿和展开的激昂悲壮的一幕。高渐离、宋意……一时燕国的豪杰，都列坐在饯席之上。寒水哀风，击筑高歌，声色俱现，情景相生，送者、行者，无不热血沸腾，慷慨流涕。“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又一笔折到行者，道出了行者的决心，写出了行者的气概，而这也就是这幕戏的意图与效果之所在。“登车”六句写荆轲义无反顾，飞车入秦。使上述的决死之心与一往无前的气概，从行动上再加以具体的表现。其中“凌厉”二句亦属诗人的想像，它好似一连串快速闪过的镜头，使人物迅逼秦廷，把情节推向高潮，扣人心弦。诗中以大量笔墨写出燕入秦，铺叙得排荡淋漓，而写到行刺失败的正面，却是惜墨如金，只用了两句话——“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前一句洗练地交代了荆轲与燕丹在地图中藏着利刃以要劫、刺杀秦王的计谋，同时也宣布了高潮的到来，后一句只写秦王慌张惊恐，从对面突出荆轲的果敢与威慑，而对荆轲被秦王左右击杀等等，则只字不提，其倾向之鲜明，爱憎之强烈，自在不言之中。作者以有限的篇幅，再现了雄姿勃勃的荆轲形象，也表现了作者剪裁的功夫与创造的才能。诗的最后四句，便是直截的抒情和评述，诗人一面惋惜其“奇功”不成，一面肯定其精神犹在，在惋惜和赞叹之中，使这个勇于牺牲、不畏强暴的形象，获得了不灭的光辉、不朽的生命。可以看得出诗人是以饱蘸感情的笔触，写下了这个精采而又有分量的结尾。正如张玉谷说的：“既惜之，复慕之，结得抟捖有力，遂使通首皆振得起”(《古诗赏析》)。
发思古之幽情，是为了现实。不过这“现实”亦不宜说得过窄过死(如一些论者所言，这首诗是诗人出于“忠晋报宋”而作)，为什么呢？首先，因为陶渊明反复地说过：“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之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这使我们看到在作者的生活、志趣和性格中，也早已具有着豪放、侠义的色彩。其次，诗人也曾出仕于晋，不过他说这是“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归田园居五首》)，悔恨之情溢于言表，足见“晋”也并不是他的理想王国，当然“宋”亦如此。这些都是我们不必将《咏荆轲》的作意胶柱于“忠晋报宋”的理由。诗人一生“猛志”不衰，疾恶除暴、舍身济世之心常在，诗中的荆轲也正是这种精神和理想的艺术折光。说得简单一点，便是借历史之旧事，抒自己之爱憎，这样看是比较接近诗人心迹的吧。是的，这首诗的影响也正在此，此亦有诗为证：“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龚自珍《己亥杂诗》) (赵其钧)
燕秦不两立，太子已为虞(yú)。千金奉短计，匕首荆卿(qīng)趋。
穷年徇(xùn)所欲，兵势且见屠。微言激幽愤，怒目辞燕(yān)都。
朔风动易水，挥爵(jué)前长驱。函(hán)首致宿怨，献田开版图。
炯(jiǒng)然耀电光，掌握罔(wǎng)正夫。造端何其锐，临事竟趑(zī)趄(jū)。
长虹吐白日，仓卒(cù)反受诛。按剑赫凭怒，风雷助号呼。
慈父断子首，狂走无容躯。夷城芟(shān)七族，台观皆焚污。
始期忧患弭(mǐ)，卒动灾祸枢(shū)。秦皇本诈力，事与桓(huán)公殊。
奈何效曹子，实谓勇且愚。世传故多谬(miù)，太史征无且(jū)。
燕国秦国势不两立，燕太子丹为这块心病十分忧虑。决定用樊於期脑袋作信物奉行刺秦王的短浅计谋，让荆轲带上匕首赶赴秦地。
整年里卑词厚礼，奉养荆轲，恰逢人们将受屠戮，军事形势十分危急。微言大义激起樊氏深怨，献出人头，荆卿圆睁双眼怒气冲冲辞别燕国首都。
北风里一曲悲歌，易水送行场面壮烈，洒酒祭祀天地登车挥鞭长驱。把密封樊於期首级的匣子送给宿敌秦王，当面打开燕国的地图割让土地。
突然间闪闪电光，图穷匕首见，可惜拿匕首的人不是行家，耳热心悸。开始行事时锐气何等锋利，到紧要关头他却犹豫无计。
突然间似长虹横贯太阳，匆忙中反而自遭诛杀。秦王拔剑而起，盛怒伐燕，号呼声似风雷贯耳，秦军向燕地进发。
燕王斩下太子丹头颅讨好秦国，仍被追伐得到处奔跑，没有容身之舍。秦兵铲平城邑除掉燕王亲姻家族，燕国的官署宫观都被烧毁践踏。
开始行事时指望消除灾祸，最终反而触动了灾祸的机匣。秦王的兼并靠的是诈力，与讲信义的齐桓公大相径差。
怎能仿效勇士曹沫劫齐桓公的故事呢，实在叫做有勇无谋又愚有加。世间流传的史事本来就多有谬误，太史公已从秦侍医夏无且那里早有叹嗟。
参考资料：
1、彭定求等．全唐诗（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876
不两立：不能同时并存。太子：即燕太子丹，燕王喜之子。虞：忧患，引申为心病。千金：指代秦将樊於期之首级。短计：浅陋的计谋。荆卿：即荆轲。
穷年：整年。徇：顺从。且见屠：将要被屠杀。微言：密谋；暗中进言。燕都：指燕国首都。
朔风：北风，寒风。爵：古代酒器。长驱：向前奔驰不止。函首：将首级装入匣子。宿怨：指代秦王。
炯然：明亮貌。电光：指匕首。罔：没有，不是。正夫：这里指行家。正：一作“匹”。造端：开始；开端。趑趄：犹豫，不进貌。
仓卒：即仓猝，匆忙急迫。“按剑”二句：指秦王发怒攻打燕国事。
“慈父”二句：指燕王杀太子丹仍被追逃事。芟：割草，引申为除去。七族：指亲姻家族。台：古代官署名。焚污：谓焚毁玷辱。
弭：消除、停止。枢：枢纽，机关，关键。诈力：欺诈与暴力。桓公：齐桓公，春秋五霸之一，齐桓公以信为号召，与秦之并兼诈力不同。
曹子：即曹沫，春秋时期著名刺客。故：通“固”，本来。太史：指太史公司马迁。征：证明、应验。无且：指秦王侍医夏无且。
历史故事“荆轲刺秦王”，历代都有名人歌咏。晋代左思作有《荆轲饮燕市》，借歌咏荆轲以抒发对豪门权贵的蔑视；晋代陶渊明作《咏荆轲》，以诗的形式不仅再现了当年荆轲刺秦王的悲壮经过，而且以“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表明自己的叹惋颂赞之情；而柳宗元作的这首《咏荆轲》内涵更为丰富，作者用具有高度概括性和巨大包容性的语言成功地描述了这一重大事件的错综复杂的情节，精心制造了一个接一个的高潮。特别是绘声绘色地描写了荆轲临行时的悲壮场面和刺秦王的紧张激烈场面，生动体现出荆轲的勇敢、真诚、刚毅、愚狂的性格特征，从而使荆轲的形象跃然于纸上。而此诗的新意更在于诗人对荆轲作出了“勇且愚”的评价。秦国虐待作为人质的燕太子丹，杀戮樊於期的父母宗族，特别是秦军滥施武力，任意侵凌其他国家的种种暴行，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对于像荆轲那些抵抗强秦，进行自保的人和事，则应给予一定的同情和颂赞；但是，对秦王采取暗杀等恐怖手段，不能不说是一种愚蠢而又危险的行径。因为这类行径无论如何不会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诗人对荆轲刺秦王这一愚昧盲动之举，表示了深深的叹惋。燕太子丹错误地将燕国的命运完全寄托在荆轲一人身上，诱使荆轲充当牺牲品，而荆轲却乐于效法古人，铤而走险，终于丧命，这是历史的悲剧。其实，荆轲即使能杀死秦王，也不能迫使秦国退还侵占各国的土地，从而挽救大势已去、行将灭亡的六国。
唐代侠风犹盛，安史之乱后，皇室与强藩之间矛盾剧烈，借刺客之手除掉对方阵营中的要人一时成了热门话题与首选的手段。此诗即反映了柳宗元对这种政治上的短视与盲动的轻蔑，也表达了作者在国家统一上排斥“诈力”的观念。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yíng)。
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jīng)卿(qīng)。
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
素骥(jì)鸣广陌，慷(kāng)慨(kǎi)送我行。
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
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
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
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
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
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
凌厉越万里，逶(wēi)迤(yí)过千城。
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zhēng)营。
惜哉剑术疏，奇功遂(suì)不成。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
燕国太子喜欢收养门客，目的是对秦国报仇雪恨。
他到处招集有本领的人，这一年年底募得了荆卿。
君子重义气为知己而死，荆轲仗剑就要辞别燕京。
白色骏马在大路上鸣叫，众人意气激昂为他送行。
个个同仇敌忾怒发冲冠，勇猛之气似要冲断帽缨。
易水边摆下盛大的别宴，在座的都是人中的精英。
渐离击筑筑声慷慨悲壮，宋意唱歌歌声响遏行云。渐离：高渐离，战国时燕国人，与荆轲友善，善击筑(古时的一种乐器)。宋意：燕国的勇士。
座席中吹过萧萧的哀风，水面上漾起淡淡的波纹。
唱到商音听者无不流泪，奏到羽音荆轲格外惊心。
他明知这一去不再回返，留下的姓名将万古长存。
登车而去何曾有所眷顾，飞车直驰那秦国的官廷。
勇往直前行程超过万里，曲折行进所经何止千城。
翻完地图忽地现出匕首，秦王一见不由胆颤心惊。
可惜呀！只可惜剑术欠佳，奇功伟绩终于未能完成。
荆轲其人虽然早已死去，他的精神永远激励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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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卿：指荆轲。
商音、羽奏：商声和羽声。商声凄凉，羽声较激昂。
关于荆轲之事，《战国策·燕策》与《史记·刺客列传》都有记载，其基本情节是相似的。陶渊明的这首诗显然是取材于上述史料，但并不是简单地用诗的形式复述这一历史故事。
诗的头四句，从燕太子丹养士报秦(报，报复、报仇之意)，引出荆轲。不仅概括了荆轲入燕，燕丹谋于太傅鞫武，鞫武荐田光，田光荐荆轲，燕丹得识荆轲，奉为“上卿”等等经过，而且，一开始便将人物(荆轲)置于秦、燕矛盾之中，又因为这个人物是最出众、最雄俊的勇士(百夫良，超越百人的勇士)，于是乎他自然成了矛盾一方(燕)的希望之所托。那么，故事的背景，人物的位置，及其肩负之重任，大体都已亮出，所以说这四句是“已将后事全摄”。正因为如此，矛盾的发展，人物的命运等等悬念，也就同时紧紧地系在读者的心上。下面接着就写荆轲出燕，在临行前，史书中有荆轲等待与其同行的助手，而“太子迟之，疑其改悔”，引起荆轲怒叱太子，且在一怒之下，带着并不中用的秦舞阳同行的记载。诗人略去这一重要情节，而代之以“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这后一句逗出下文，而前一句显然是回护了燕丹的过失，但这样写却与首句的“善养士”相呼应。既使得内容和谐统一，一气贯注，也使得笔墨集中，结构浑成。易水饯行，《战国策》与《史记》是这么写的：“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由平缓而渐趋激昂。诗人则不然，他首先插入：“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素骥，白马。马犹如此，人就自不待言了，诗的情绪一下子就激发起来了。因而“雄发”二句的刻画——头发直竖，指向高高的帽子；雄猛之气，冲动了系冠的丝绳——虽不无夸张，但却由于情真意足而显得极其自然。易水饯别，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酝酿和展开的激昂悲壮的一幕。高渐离、宋意……一时燕国的豪杰，都列坐在饯席之上。寒水哀风，击筑高歌，声色俱现，情景相生，送者、行者，无不热血沸腾，慷慨流涕。“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又一笔折到行者，道出了行者的决心，写出了行者的气概，而这也就是这幕戏的意图与效果之所在。“登车”六句写荆轲义无反顾，飞车入秦。使上述的决死之心与一往无前的气概，从行动上再加以具体的表现。其中“凌厉”二句亦属诗人的想像，它好似一连串快速闪过的镜头，使人物迅逼秦廷，把情节推向高潮，扣人心弦。诗中以大量笔墨写出燕入秦，铺叙得排荡淋漓，而写到行刺失败的正面，却是惜墨如金，只用了两句话——“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前一句洗练地交代了荆轲与燕丹在地图中藏着利刃以要劫、刺杀秦王的计谋，同时也宣布了高潮的到来，后一句只写秦王慌张惊恐，从对面突出荆轲的果敢与威慑，而对荆轲被秦王左右击杀等等，则只字不提，其倾向之鲜明，爱憎之强烈，自在不言之中。作者以有限的篇幅，再现了雄姿勃勃的荆轲形象，也表现了作者剪裁的功夫与创造的才能。诗的最后四句，便是直截的抒情和评述，诗人一面惋惜其“奇功”不成，一面肯定其精神犹在，在惋惜和赞叹之中，使这个勇于牺牲、不畏强暴的形象，获得了不灭的光辉、不朽的生命。可以看得出诗人是以饱蘸感情的笔触，写下了这个精采而又有分量的结尾。正如张玉谷说的：“既惜之，复慕之，结得抟捖有力，遂使通首皆振得起”(《古诗赏析》)。
发思古之幽情，是为了现实。不过这“现实”亦不宜说得过窄过死(如一些论者所言，这首诗是诗人出于“忠晋报宋”而作)，为什么呢？首先，因为陶渊明反复地说过：“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之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这使我们看到在作者的生活、志趣和性格中，也早已具有着豪放、侠义的色彩。其次，诗人也曾出仕于晋，不过他说这是“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归田园居五首》)，悔恨之情溢于言表，足见“晋”也并不是他的理想王国，当然“宋”亦如此。这些都是我们不必将《咏荆轲》的作意胶柱于“忠晋报宋”的理由。诗人一生“猛志”不衰，疾恶除暴、舍身济世之心常在，诗中的荆轲也正是这种精神和理想的艺术折光。说得简单一点，便是借历史之旧事，抒自己之爱憎，这样看是比较接近诗人心迹的吧。是的，这首诗的影响也正在此，此亦有诗为证：“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龚自珍《己亥杂诗》) (赵其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