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文

　　北宋初期，薛居正编写《五代史》（《旧五代史》），认为王朝的更迭是由于天命所致，欧阳修对此不以为然。他自己动手撰写成了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记》（《新五代史》），以史为鉴，以期引起宋朝统治者的警惕。《新五代史》问世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薛史不再被世人重视。欧阳修发议论喜欢用“呜呼”。《东皋杂志》的作者说：“神宗问荆公（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对曰‘臣不曾仔细看，但见每篇首必曰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余为公真不曾仔细看；若仔细看，必以呜呼为是。”这正说明了欧阳修编写这部史书的用意。

　　这篇序文与其说是写伶官，不如说是写庄宗。李存勖是一位英武果断之人，打仗时勇谋兼备。作者写他由盛转衰，教训十分深刻，十分惨烈。作者先从王朝更迭的原因写起，落笔有力，足警世人。这正是陆机在《文赋》中讲的“立片言以居要”。应该说，欧阳修的历史观比薛居正深刻，他认识到了“人事”的重要性。然后，作者回顾历史，概述了庄宗临危受命的情景。这段描述，言简意赅。随后，作者用对比的手法描述了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这是文章的重点。“方其……可谓壮哉！”极言庄宗志得意满，又为下文张本。“及仇雠已灭……何其衰也”，犹如从万丈高空跌落下来，与先前形成强烈反差。这样的对比给读者的印象极为深刻。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描述景象，而是总结历史教训。开头的“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虽然否定了天命之说，但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观点。当描述完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后，作者开始总结历史教训了。他先引用古书上的话，意在告诉读者，这个道理古人已经知道，庄宗没有记住前贤的话。然后作者道出自己的体会：“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读者至此，会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先哲的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看来，贤明之人都有些相同的见解。

　　从庄宗的盛衰史中，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敌人往往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条件。有敌人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因为他能使你警钟长鸣。庄宗之所以“壮哉”，就是因为敌人存在，激励他发愤努力，完成先王未竟的事业，告慰先王在天之灵。当敌人被消灭后，天下平定，庄宗就失去了警戒之心，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从此便沉溺于声色之中，在“逸豫”中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国家。像庄宗这样的人，他的敌人被消灭，也就预示着他自己开始走下坡路。

　　欧阳修在文章最后写道：“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庄宗不是一朝而蹈死地的，他也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最后死在自己宠幸的伶人手里。这个现象启示我们，打倒自己的，往往是自己身边的一些人和事，或者就是自己。这些因素由小积大，由少积多，最后来个总爆发。这就启示我们，要防微杜渐，发现不良的苗头，立即改正，如此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欧阳修的这句话，其实是写给北宋最高统治者看的。北宋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政权，正是因为不能自强，所以最后也落得个“身死国灭”。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也是这样惊人地相似。

　　沈德潜评论本文：“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此言达哉！

　　这篇序文是柳宗元在送豆卢膺南游启程时所作的。文章中讲到了文学内容和形式等方面的问题。在柳宗元看来，好的作品，不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是要极其重视的，不能有所偏废。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文章要想有好的形式和内容，这又和作者自身的品行和修养是分不开的，提出了内外兼修的思想，反映了作者对内外修养的重视。文章条理清晰，言辞中肯。

　　此文选自《高青丘集·凫藻集》卷三，上人是对僧人的敬称。文章是高启给友人虚白上人的赠序。作者笔下的虚白上人，品德高尚，才能出众。他安贫乐道，具有独立的人格，对达官贵人不屑一顾，而对志同道合的友人却是招待唯恐不周。而这一切，又是放在当时士大夫世风日坏，僧风日败的社会环境中来写的，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显然，作者写作此文的目的，不仅赠给虚白上人，而且也为了“风乎人”、“省于己”，是为了针砭时弊而作的。

　　按传统赠序的写法，开头都要说送行的话。而这篇序文却以“阳山，天下之穷处也”起首，起势突兀，先声夺人，然后紧紧围绕“穷”字，用从高处向下鸟瞰的俯视角度“拍摄”阳山，气势一泻而下，使人驰骋想象；仿佛看到了阳山峰险崖陡，虎豹出没；江流滩高峡险，船翻人亡的惨景；看到城郊荒凉寂寥，县衙破败简陋；人们相貌诡秘，文化落后。在这段中，韩愈到阳山之后的心情并未直接流露出来，但从篇首“天下”这夸大之辞中，从对阳山之“穷”的极力夸张渲染中，从段尾“待罪’这含有不满和讥讽意味的反语中，已使人深深感到韩愈贬到阳山后失意、落寞、孤寂的处境与心情。

　　第二段写韩愈与区册相处的欣喜之情。同是阳山，这时使人感到，作者笔下的阳山再不是险恶丛生，惊心动魄的了，而是树木葱翠，百鸟和鸣，江水清悠，两岸如画，令人感到亲切愉快和心旷神怡了。

　　这是一篇赠序体的政论文。作者针对中唐时期贪官污吏遍布天下，阶级矛盾日益加剧的社会现状，提出了“官为民役”的进步观点。他认为人民与官吏应当是雇佣与被雇佣，主人与奴仆的关系。官吏必须“早作而夜思，勤力而劳心”，以便做到“讼者平，赋者均”。官吏如果消极怠惰，甚至贪污受贿，徇私舞弊，人民就有权像对待不称职的奴仆那样惩罚和罢免他们。这种政治理想在地主阶级专政的封建社会中虽然是无法实现的主观臆想，它却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是政治思想发展史上的珍贵资料。文章从送别始，以送别结，中间借送别论吏治，首尾呼应，紧扣文题。“官为民役”的比拟，合情合理，见解卓越。

　　这篇序文可分为三大段：第一段序韩子师走之由，只用了一小自然段；第二段却用了四个自然段来写韩走时的情景；第三段仍然只用了一小自然段，是由此而生发的感慨。尽管格式上非常合乎序文的体裁，然而他写来却不落俗套。短短的三百来字，写得精光照人，使人读后，四顾踌躇，百感交集。

　　作者在第一大段里，把被序者的官职、姓氏、作官的地方以及时间，甚至被劾而去的“八个字的由头”，仅用22个字交待得清清楚楚，没有一个闲字，也无法容纳带感情的字眼，几乎是一板一眼的官样文章。无任何修饰，看似与艺术绝缘，但这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他让这不动声色的刻板文字，为下面表达自己强烈的感情作了极好的铺垫。于密不容针处，却又做到了宽能走马，显示了作者的巨大文字才能。这里“八个字的由头”是重笔，因为韩子师是因此而去的，没有了它就没有了这一篇序。他之所以要有意地挑出这“八个字的由头”，正如枭首示众那样，为的就是要通过这大量的事实，让大家看清这个封建制度貌似威严公正的面孔，是何等的卑怯虚伪，从而赋予以正义的鞭挞。字面上丝毫不露感情的色彩，然而骨子里却充斥着强烈的愤慨。比较起来，波澜壮阔虽说壮观，然而这不动声色的旋流，却似乎更动人心魄。

　　第二大段用了四个自然段来充分的展现矛盾，详细地写出了韩子师走时三天的情况，针对那八个字的由头，写出了大量的真实地表达人民感情的细节。在短短的不到280个字中，他写下了人民对韩子师爱慕之情的20多种行动，诸如遮门的、持牒的、直前不顾的、拥车的、冒禁行城上的、拜且泣的、锁其喉以自誓的、罗于马前的、感其抆泪的、柴其关如不闻的、夺车的、抬轿的、燃火的、于风雪中围守的、挟舟上访的、拥舟不去的、使溪流都阻断了的、且却且前的、要公缓行的、责诮怒骂的……这样糟杂而乱哄哄的场面，他举重若轻，文字不仅精炼，而且每一个细节，都不忘抓住其中又特别动人的精彩部分突出出来，使形象更为生动。“顷刻合数千人”，可以想象那倾城空巷、人涌如潮的盛况；“辄直前不顾”，简直坚决到放蛮了；“道中至不可顿足，则冒禁行城上，累累不绝”，“累累”非常形象，不仅平地无可顿足，而且从城墙根一直到城墙上，顺着坡都站满了人，“累累”地好像叠着似的；“不绝”，过也过不尽，这里刚被挤走，那里马上又有人补上来了。平面的、立体的、流动的，场面十分壮观。着一“禁”字，则不仅写出了人民，连官兵也写了进去。之所以允许冒禁，固然写出了人之多，挤的，但也是官兵们也因同情而有意的放纵。可见军民人等，都是一个心眼，要留住好官。一笔渲染，两层着色。其中特别突出人民过火的行为以强调情感之强烈，如：“辄直前不顾”、“冒禁”、“柴其关如不耳”、“夺剌史车”、“围守之”、“拥之不置”，这还不算，最后因放韩公走了而人民之间竟至“责诮怒骂，不啻仇敌”。则人民的感情，可以说是达到了疯狂的程度；甚至就是连他们要挽留的剌史的话也不听，反而要强制起剌史来了。作家就是这样用大量的事实来回答皇帝在诏书中所说的“恣行酷政，民冤无告”。他不需要什么样的辩白，没有什么样的语言能比得上这些事实对于无耻的诬罔揭露得更为深刻。刘熙载说得好：“语少意密，显言直言所难尽者，但以句中之眼、文外之致含藏之，已使人自得其实，是何神境。”（《艺概》卷一第4页）陈亮就是这样巧妙地歌颂了一位为人民所热爱的好官而揭露了朝政的黑暗腐败。这不仅需要技巧，更需要胆量。

　　更妙的是作者始终装糊涂，文章直到了这里，这两段还是各打各的官司，他仿佛搞不清到底是第一段说的“恣行酷政，民冤无告”对，还是这些“民”在这里的表现对。他甚至到了文章的结尾，都还在糊涂着：“吾亦不知公之政何如也，将从智者而问之。”而让奇峰之根，始终隐于雾的境界里。

　　结尾用了41个字，且全部都是苦于难得糊涂之语，而以一个大大的问号来结束他在这儿提出的矛盾。这就会使得一切读到它的人都会在它的面前思考。当然，他这儿说的“尊”，在文章中是虚的，甚至无妨说是有点讽剌的意味，之所以有意抬高，无非是为的使它跌得更重。而他所说的“信”则是实的，所以他在这儿的矛盾也好，苦恼也好，大大的问号也好，在作者实际上是都已“信”而解决了的，这就使得他的文章有一种喜怒笑骂以戏弄当权者的味道，于是，文章的战斗性反倒因这种糊涂而增强了。

　　这篇文章有许多地方非常精妙。开头有如奇峰拔地而起，令人仰面惊讶不得。中间却纡行胶着，重彩涂抹，首尾几乎不用一个形容词，悭吝至极；而在腹部却用墨如泼，无所吝惜。而最后收束得极其峻峭，然而读来却又摇曳生姿，令人回味不已。这篇文章简洁自不必说了，但这简洁本身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法，却大有讲究。

　　首先，简洁是讽刺与幽默的形式。讽刺与幽默是不允许饶舌的。它的味道，正在于如空空儿之一击即逝，决不作泼皮式的纠缠。

　　其次，唯其重在一击即逝，所以它又特别要讲究蓄势远引，故中间要丰满，如刀之有背，椎之有柄，这才使之冲刺得力，而在一击之后，却又给人以回味。他这里一口气写下了二十馀种众生色相，可谓异彩纷呈，淋漓尽致。所以结尾即令出之以糊涂，其势依然有不可挡之锐势，人不思痛，也不得不痛了。足见细节的繁，又是简洁的生命。

　　第三，繁必以精。文章通体是简洁的，则作为生命的细节之繁，就不能是芜秽杂呈，而要出之以精粹。不然，则所谓之生命也者，就不过是傻女呆汉而已。

　　第四，文字愈短，愈要注意波澜。时间上，他从去之日、至明日、至日且暮、至又明日；空间上，由府而出府、而车、而舁、而精舍、而船、而马；最后以同一爱之不同表现的憨厚与暴燥矛盾收场，时空不断变化，层层推进，一层深进一层，使文章的气势蓄得劲头十足，然后逼出“疾驰径去”，一泻千里，非常有章法。

　　最后，简洁的小文，正不妨如唐人绝句，将文章结得缦回有致，委宛含蓄，以不尽尽之，给人以思索的余地；这就是为什么简洁而不至枯涩的道理。

　　这是就文章本身来分析的，陈亮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当然不会先安排好格架，然后去充填文字。恐怕倒是一气呵成，不知其然而然。古话说大匠能示人以规矩，不能示人以巧。学到了规矩，也只能算是“匠”，而“巧”才是艺术。陈亮这篇文章之所以写得像匕首，如此凝炼，锋茫逼射，是客观的政治条件促成的。正如水晶是压力的结果，精钢是锤与火的结果一样。对好友如此遭遇，他感到了极大的不平，胸中有一团烈火要喷发，然而政治的压力又是那样巨大。当群众呈辞时，摄郡事那“振手”即摇摆着双手的恐惧样子，他迫于群众的压力，不得不收下了状子，却依然“不敢以闻”时的恐怖心理，都形象地表达了韩子师之走，那背后的政治压力是巨大的，是以陈亮也不便直说。火不能爆发，只有转向内煎，外界的压力与内心的怒火相交，遂形成了这样如同匕首的冷然之精英。它之如此委宛含蓄，恐怕主要是出之于不得已。可见“巧”的成因，是感情的浓郁，而又限制其自由发泄的结果，自然，这也有赖于文字技巧的娴熟。陈亮的这篇文章之所以动人，正是由于他在这样的压力面前，仍然与人民一道，站在正义的这一边，有了真情实感，是以文章才能写得如此的气势磅礴，光彩照人。

　　可见所谓文学，归根到底，感情是重要的。有了崇高美好的感情，按照自己的感情所认为的最美的心意去着意地在一个“当”字上下功夫，锤炼而出之，就会如苏东坡说的“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如流水行云，自然超妙，这就得到了巧了。此时纵无章法，而章法已在其中矣。

　　该文作于嘉祐元年九月，是一篇赠序。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八月，刑部员外郎、知制诰石扬休（字昌言）出使北国前往契丹，庆贺契丹国母生辰。苏洵给他这篇赠序（因为苏洵之父名序，不称序改称引），就是让他借鉴历史经验，不怕强敌威胁，发扬民族正气，夺取外交胜利。文章首段回忆他们之间的亲密交往，感佩扬休奉使强虏实现平生抱负，寄于莫大信任，充满劝勉之情；二段回顾历史情况，剖析强虏本质，指出藐视强虏是唯一正确的态度。文章用语简炼，仅在这数百言间，就已经发挥得淋漓尽致，不得不成为令人敬仰的大家风范。

　　这篇序文写于801年（唐德宗贞元十七年），当时韩愈34岁，离开了徐州幕府，到京城谋职。自从792年（贞元八年）中进士以来，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韩愈一直为仕进汲汲奔走，却始终没有得到朝廷的重用，处境艰难，心情抑郁。因此，借送友人李愿归盘谷隐居之机，写下这篇赠序，一吐胸中的不平之气。

　　作者借李愿之口，描绘出三种人：一是“坐于庙朝，进退百官”的达官贵人，二是“穷居而野处”的山林隐士，三是趋炎附势、投机钻营的小人。通过对比，对志得意满、穷奢极欲的大官僚和卑躬屈膝、攀附权贵之徒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对友人的隐居之志大加赞赏。文章最后一段，用一首古歌的形式和浓郁的抒情笔调，咏叹、赞美、祝福友人的隐居生活，也流露出欣羡之意。

　　韩愈的赠序非常有名，这篇尤为历代称道。苏轼《跋退之送李愿序》一文说：“欧阳文忠公尝谓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一篇而已。余亦以谓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一篇而已。平生愿效此作一篇，每执笔辄罢，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独步。’”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比《师说》早一年，风格却大不相同；读者阅读时可结合这两篇文章各自的写作背景，在内容和写法上做一些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