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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闿运

王闿(kǎi)运(1833—1916)晚清经学家、文学家。字壬秋,又字壬父,号湘绮,世称湘绮先生。咸丰二年(1852)举人,曾任肃顺家庭教师,后入曾国藩幕府。1880年入川,主持成都尊经书院。后主讲于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南昌高等学堂。授翰林院检讨,加侍读衔。辛亥革命后任清史馆馆长。著有《湘绮楼诗集、文集、日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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轶事典故

  过去,对读书人的道德要求,一般还是很高的。不过,如果一个人被视为名士,情形就变了,好像是有了某种行动的自由,别说出点格,就是荒唐一点,人们也以为当然。凡是名士,好像一齐约好了似的,大抵都将“特权”用在男女之事上,所谓自古名士尽风流是也。

  不过,名士的风流,往往是牺牲掉仕途前程换来的,也就是说,大凡一个人被人看成是名士,他也就甭打算出将入相,在政界官场一显身手了。从这个角度说,做名士,往往意味着某种无奈,不是文名大著而科场蹭蹬,就是别的什么原因断了上进的路,比如像明代的唐寅,一个好好的解元,被莫名其妙的科场案搅了进去,从此再也别想考试做官;当然也有这样的,人还没有踏入仕途,就比较过火,文名与青楼薄幸之名一样大,比如宋朝的柳永,当然只好不再应考,做“奉旨填词的柳三变”则个。

  晚清的王闿运,属于仕途受到挫折,愤而化为名士的一个人。他很早就中了举(26岁),踏入高级士人行列,虽然几次会试不售,也属正常,那个年月,科考联捷的跟白乌鸦一样的稀少。他的霉运在于才华早露,而且上达中枢,为咸丰皇帝的智囊肃顺看上,收入帐下,成了大清智囊的智囊。而咸丰恰属于那种气性过小,又偏偏赶上多灾多难的皇帝,长毛没有平,英法联军又打上门,两下夹攻,一口气没上来,窝囊死了。咸丰一死,肃顺一时大意,被叶赫那拉氏联合咸丰的兄弟恭亲王奕搞掉,跟着知遇的先皇去了,王闿运则从此被打上了“肃党”的烙印,不得超生。在中国就是这样,跟错人与站错队,对于文人来说,都是政治生涯中最致命的失着,王闿运站错了队,没有搭上小命已经属于皇恩浩荡了,要想出头,只好等西太后死掉。可是,偏偏这个对头命特长,活了又活,一直统治了四十多年。在这期间,王闿运就只好做名士了。除了传说他曾经劝说过曾国藩自立为帝之外,基本上没有参与过政治活动。

  跟其他名士一样,王闿运也有大量的风流韵事。不过他的韵事无关于名妓或者名媛,只跟老妈子有关。大概是由于晚清的名妓,早就没了前朝柳如是、李香君辈的文韵风华,纵然八大胡同的头牌苏州小妞,也不过会点弹词小曲罢了,所以,王大名士不屑在她们身上下功夫。大概是由于龚自珍的前鉴,为了一个顾太清丢官丢命,或者是清朝高门大户,门禁过严,没机会下手,反正王闿运在传统名士施展风流技能的两个方面,都没有任何成绩,风流都使在了身为佣妇的老妈子身上。

  跟那个时代的绅士一样,王闿运享过齐人之福,有妻有妾,不过都死得较早。丧偶的王闿运,没有续弦或者再讨个妾的意思,不过,此老虽然七老八十,却每夜非有妇人侍寝不可,否则就难以入睡。王闿运既不打算再要妻妾,又对青楼女子没有兴趣,侍寝的事,就只好由老妈子来承担了。

  王闿运的老妈子,最有名的是周妈。其实在周妈之前,也有过别人,可是自从周妈来了以后,“后宫”就是她一人的天下了。王闿运不仅睡非周妈不香,饭非周妈不饱,而且头上的小辫子,非周妈梳理侍弄不舒服,梳理完了,还扎上一个大红的头绳,进入民国之后,依然如此,成为湖南的一景。关键是,此老跟老妈子的事,从不避人,不仅在日记里写(日记都是写给人看的,王闿运自也不能免俗),而且双入双出,甚至当着自己弟子的面亲亲热热。清朝完结,袁世凯做了大总统,请王闿运进北京做国史馆的馆长,王闿运偕周妈上路,途经武汉,湖北督军王占元请饭,周妈上席,陪座的大人先生们一脸尴尬。到京之后,袁大总统设宴招待,周妈也有座位,而且就在王闿运的旁边,席间,王闿运旁若无人,一个劲地把好菜往周妈碗里夹,连跟总统说话都有一搭无一搭的。

  可是周妈也有麻烦,不仅她的儿子和兄弟老上门来要钱(不是应得的佣金,而是额外的钱),而且她自己,有事没事,总要弄出点动静来。此妇虽然仅仅是个乡下的中年寡妇,大字都不认得一个,但天生对政治,尤其是家庭政治,无师自通地门清。

  周妈的政治才能,在王闿运在家做名士、开门授徒的时候,不过展现在把持家政、操纵馆务上,问题还不大,可是一旦王闿运进京做了官,主持一个机构,事情就麻烦了。首先是在国史馆的杂役人员的安排上,周妈要插手——要用自己家乡的亲戚。这倒也有情可原,照顾乡亲和族人,毕竟是国人的通病,只要有人出息了,大家自然会贴上来,要求利益均沾。周妈成了国史馆馆长大人的内宠,虽然无名无分,但“出息”二字还是谈得上的。

  可是,糟糕的是,周妈的手越伸越长,有人见识了周妈跟王闿运的亲密,也见识了周妈的神通,于是,只要有事求到王闿运,用得到国史馆,就走周妈的后门,结果害得原本还算本分的周妈,在京城大出风头,为了方便跟人打交道,据说还有名片,名片上是王闿运的亲笔,上面六个大字:王氏侍佣周妈。虽说名头不响,但管用。世面见得多了,胆子未免越来越大,甚至敢假借王闿运的名义,写信替人求官,率众大闹妓院。闹得京城上下,有点头脸的所在,无人不知有个周妈。终于有一天,周妈纳贿的事败露了,王大名士生了气,要周妈把吃进去的吐出来。开始,周妈还抵赖,想顾左右而言他混过去,后来实在赖不过去了,遂就地打滚,又哭又闹,一如泼妇,弄得王大名士无可奈何,只好不了了之。周妈吃的贿赂吐不出来,周妈引进的人就退不出去。摸着了王闿运的软肋,知道自己只要一哭二闹三上吊,王大名士就得让着她,周妈胆子还大了,最后,一个泱泱大国的国史馆,居然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周妈当了家。

  幸好,就在王闿运感到有点为难的时候,由他的学生杨度带头闹起来的帝制风潮,已经有点成气候了。有意思的是,在帝制的鼓噪中,有些遗老遗少错会意,以为袁世凯这么闹,是为了让清帝复辟,未免得意忘形,放肆乱叫,其中就有王闿运的学生宋育仁。为了不让帝制运动乱了方向,宋育仁被抓了起来,或者说被客客气气地请到了警察局,然后解递原籍,对于冒冒失失闯祸的弟子,王闿运没有话说,只有叹息,还让周妈送了二十元钱给他。这种捉放曹的把戏,通晓帝王术的王闿运,大概是看出了其中的猫腻,也看出了其中的危险。老谋深算的他,可不打算糊糊涂涂地蹚这趟混水,于是拿周妈说事,上书袁世凯说自己“帷薄不修”,约束不了家人,辞掉了国史馆的馆长,没等老袁照准,就夹起行李走人。周妈丢了作威作福、索贿纳贿的机会,很是恨恨,但也没有办法,只好跟着王闿运回家。

  在晚清和民国,王闿运属于那种才大志高、目无余子的人物,连曾国藩、左宗棠都不在眼里,何况其他。无奈,命运不济,站错了队,只好去做名士,既做名士,心中块垒难平,非得有点惊世骇俗之举不足以自显,亲近老妈子,实际上算是一种。事实上,王闿运抬举老妈子,除了满足自家性欲之外,还附带有笑骂官绅贬损官场的意思,管你什么大场合,有什么高贵的人出席,咱就带周妈一起,款待我,就得款待这个乡下来的粗鄙的仆妇,关键是,我带这个粗妇,还没有任何名义,没有任何名分,仅仅是贱人老妈子而已。达官贵人、夫人名媛,包括民国总统,一并被捉弄了,又无可奈何,王闿运也正好借此一出自己不得施展的恶气。从某种意义上说,抬举周妈,跟他找三个匠人做弟子(木匠齐白石、铁匠张仲飏、铜匠曾招吉),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偏要找这些底层的人来和士子做伴,抬举了他们,就贬低你们。骨子里,他并不真的看得起这些人,比如在日记里,就嘲笑齐白石的诗是薛蟠体(而在齐白石自己看来,他的诗是第一流的,而画倒在其次)。

  王闿运讨厌当时官场的一切,尤其讨厌春风得意的大人物,但却从来不出恶声,一切厌恶,从嘲谑出之,在近乎恶作剧的戏谑中,发泄着自己的不平。只有在自己亲人遭受磨难的时候,他才会偶尔显露出金刚怒目的本来面目。晚年,他最喜爱的女儿所托非人,女婿不仅吃喝嫖赌,不务正业,而且大搞家庭暴力,对女儿大打出手,女儿写信向他哭诉,他在信旁批道:“有婿如此,不如为娼。”愤愤之情,溢于言表,这样的话,大概也只有他王闿运能够说得出来。

  显然,无论是游戏人生,还是金刚怒目,在骨子里,他老人家心气还是不平衡,没有看开。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古往今来,谁又能真的看得开呢?那个时代,作为士大夫,一生志向,大而言之,是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说得实在一点,则是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所以,科考成败,人称得售与否,也就是说,卖没卖出去。既不得售,或者穷守乡里郁郁而终,或者煮字疗饥卖文为生,再就是做名士了。比较起来,做名士如果做得巧,做得有水平,日子还算是过得最舒服的。不过,做名士必须有条件,条件就是自家得有点本事,而且社会上还要承认,否则脾气和疯气就都耍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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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就

  经学

  王闿运为学主治《春秋公羊传》,宗今文经学。他早年先从《礼》开始,详尽考察三代的制度,20余岁即作《仪礼演》13篇;,而后再探讨《公羊春秋》中的微言大义,申张东汉何休的学说。他见清代乾嘉学者专习注疏,只有对经书的解释但没有纪述,仅仅重考证而忽略了论辨,阅者往往未竟十行就想睡觉的状况,深为感慨地说:“文者圣之所托,礼之所寄,史赖之以信后世,人赖之以为语言,词不修则意不达,意不达则艺文废。……今若此,文之道几乎息矣。”所以他作经籍注解,既不效宋儒的侈谈义理,也不效乾嘉学者的专尊古注,而是根据自己的体会作简要的诠释。对古书文字连自己都实在难弄懂的地方,他也就不强作解释。王闿运曾表明自己治经的目的只在“寻其宏旨”,用以“佐治道,存先典,明古训,雄文章。”为使读者有所解悟,发蒙悦心,他的著作文字汪洋纵肆,颇具庄子散文的风格。这种治学的方法,对当时的学风有一定的影响。终其一生,王闿运的经学著作有《周易说》、《尚书笺》、《尚书大传补注》、《诗经补笺》、《礼经笺》、《周官笺》、《礼记笺》、《春秋例表》、《春秋公羊传笺》、《论语训》、《尔雅集解》等10余种,200多卷。著述之众,用力之深,影响之大,在近代罕见。

  史学

  王闿运在史学方面颇有撰述。他在同光年间主编和定稿的地方志有《桂阳州志》、《东安县志》、《衡阳县志》、《湘潭县志》等多钟。这些方志叙述翔实,文笔优美,其中的《山水篇》尤为精彩,描绘景物的风韵不减《水经注》。后人曾评价它们“敛雄才于方纪,纳万变于小篇”,认为“史

  裁之丽密”超出了同时代著名史家的著作。王闿运自认为最得意的史学著作是应曾国荃之请而写,反映湘军完整历史的《湘军志》。为写此书,他除亲身所经历及走访口碑外,还设法借阅了军机处的大量档案,并请人制作了地图,先后花了7年时间才完稿。王闿运本人与许多湘军将领关系很深,对曾国藩也颇为推崇,但在书中除褒扬湘军的功勋战绩外,对太平军前期声势的凌厉,清朝内部各派势力的矛盾,湘军初期曾屡战屡败的竭蹶之状,以及曾国荃攻破江宁后纵军掳掠,吞没财物的情况都不加掩饰,一一加以叙述。所以此书一刻印就遭到一些湘军将领的攻击,认为它是“谤书”,迫使王闿运将原版交郭嵩焘毁掉才得以免祸。以后曾国荃又请幕僚王安定另撰《湘军记》,试图抵消它的影响。《湘军记》虽然记事详尽,可补《湘军志》的缺略和偏颇,但它对曾氏兄弟一味奉承,故意回避或弥缝各方的矛盾,因而无论是真实性,还是叙事的简洁,文笔的雄健都比不上《湘军志》。为此,后代有学者称《湘军志》“文笔高朗,为我国近千年来杂史中第一声色文学”,“是非之公,推唐后良史第一。”

  文学

  王闿运是一代诗文大家,民初汪国垣作《光宣诗坛总录》列他为诗坛头领,冠于一代诗人之首。王闿运幼年初学诗时就严守格律,矩步绳趋,不失尺寸,他作诗强调从拟古着手,五言长诗宗魏晋,七言长诗及近体诗兼宗盛唐,但并不单纯模拟古人,而是尽法古人之美,熔铸而出之”,能自成一家风格。他的诗作:于时事有关系者多。”《独行谣》、《圆明园词》等都是反映社会现状的鸿篇巨作,曾传涌一时,堪称史诗。他的写景诗气魄宏伟,常带一股高洁傲气。如《入彭蠡望庐山作》中写道:“轻舟纵巨壑,独载神风高;孤行无四邻,然丧尘劳。晴日光皎皎,庐山不可照;扬帆载浮云,拥楫玩波涛……。”就是这种风格的典型写照,所以谭嗣同称他的诗是超越“诗人之诗”,属于“更向上一著”之类。王闿运还喜欢选诗、评诗,他的《八代诗选》流传很广。他曾分析说:“古之诗以正得失,今之诗以养性,虽仍诗名,其用异矣。故吾尝以汉后至今,诗即乐也,亦足以感人动天,而其本不同,古以教谏为本,专为人作,今以托兴为本,乃为己作。”道出了古今作诗宗旨的不同。王闿运撰文骈散兼行,既不堆砌辞藻,又不故作高深,所以能自然浑成,不落俗调,并多警策之言。他的《湘绮楼文集》中多有传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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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据王氏族谱记载,其先祖于明代自江西徙居湖南衡阳西乡,居数世,后于宪宗成化年间迁居湘潭城外。王闿运生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少孤,为叔父教养。自幼资质驽钝但好学,《清史稿》说他“昕所习者,不成诵不食;夕所诵者,不得解不寝。”“经、史、百家,靡不诵习。笺、注、抄、校,日有定课。”9岁能文。稍长,肄业长沙城南书院。性高旷,不事营利。

  咸丰七年(1857年),湖南补行壬子(咸丰二年)乙卯(咸丰五年)两科乡试,他中第五名举人,获学政张金镛赏识,一时颇负时誉。曾周旋于湘军将领间,受曾国藩厚待,但只为清客不受事。

  咸丰九年(1859年),王闿运赴京师应礼部会试,落第,应肃顺聘,在其家任教读,甚受礼遇。不久辞去。十一年“祺祥政变”,肃顺等顾命八大臣被诛,他曾撰《祺祥故事》,为肃顺被杀辨解。

  同治元年(1862年),王闿运入曾国藩幕,所议多不合,不久离去,以贫就食四方,专门从事讲学。光绪五年(1879年),王闿运应四川总督丁宝桢之邀来到成都,担任尊经书院山长,既爱护学生,又要求严格,每天有日记,每月有课卷,廖平、戴光等皆出其门下。王闿运后辞退回湖南,先后主持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主办南昌高等学堂,但不久即辞退回湘,在湘绮楼讲学授徒。前后得弟子数千人,有门生满天下之誉。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王闿运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湖南巡抚岑春萱上书表其德行,清政府授于他翰林院检讨的官职,宣统三年(1911年)又加封他为翰林院侍讲。民国三年(1914年)受袁世凯聘入国史馆任馆长,编修国史。兼任参议院参政,复辟声潮中辞归。民国五年(1916年),83岁高龄的王闿运在家乡无疾而终,自题挽联:“春秋表未成,幸有佳儿述诗礼;纵横计不就,空余高咏满江山。”逝世后,当时总统黎元洪亲作神道碑文,湖南、四川等省均致公祭之文,享誉极盛。

  其为人狂狷谐谑,轶闻甚多。门生众多,在教育事业上颇有成就,较著名的弟子有杨度、夏寿田、廖平、杨锐、刘光第、齐白石、张晃、杨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