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有嘉肴

　　这篇文章以方仲永的事例，说明人受之于天虽异，但还得受之于人，否则就将复为众人，进而说明未受之于天者，本来就是众人，如果不受之于人，恐怕连作“众人”也难，而且强调了后天学习的重要性，表现了王安石早期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文题为“伤仲永”，文中却未见一个“伤”字，然而全篇写的正是一个“伤”字。这正如《王荆公年谱考略》所评：“余谓仲水始而通悟，终焉为泯然众人，见于荆公悼叹者详矣！”由此可见，此文契合照应不在形式上而在内容中。这篇议论文，先叙后议，在事实叙述的基础上立论，事实成为立论的依据。第一、二两段只叙不议，为第三段的议论服务，后面的议论，集中强烈，言简意赅，如画龙点睛，使前面所叙的事实立即升华具有典型意义。全文仅二百字，叙事之简洁。说理之透彻，安石散文风格在此已露出端倪。

　　第一段叙述神童方仲永的故事。方仲永为金溪民，世代耕田。金溪是王安石外祖父吴玫的家乡。“荆公少年，往来外家甚数”《王荆公年谱考略》文中说“于舅家见之”，仲永当是实有其人。所记仲永五岁不识纸笔砚墨，忽啼求，其父借来给他，他立即写了四句诗，并题了自己的名字，这首诗是以供养父母、团结族人为内容。此事传出后，一乡的秀才都来观看。从此，人们指着东西让他作诗，他挥笔而就，文采与道理都有可取之处。县里人听说，亦很惊奇，渐渐有人请他父亲带他去作客，也有人拿钱帛请他作诗的。他父亲认为此有利可图，便每天拉着他到处拜见县里人，不让他学习。这里所记仲永的特异才能是传闻，与真实情形或有出入。然而作者真正用意并不在此，所以免不了用夸张的笔墨，处处耍突出仲永天斌的特异。其一，不仅生五年不识文具，给纸笔即可写诗，而且能以“养父母”团结同族为主旨，“传一乡秀才观之”，可见影响之大。其二，仲永才思如涌，“指物作诗”一挥而就，而且文采、内容均佳，博得“邑人奇之”，有请他作客的，有向他求诗的，真是誉满全乡。作者如此描写突出了神童仲永的特异天资，为下文的因不后学而“泯然众人”作了很好的铺垫，为全文的知识才干“受之人”立论打下了基础。文中的“利”字很有份量，突出其父‘不使学”的原因，更暗示给人们急功近利对人才的危害。“不使学”是仲永由夭才变为平庸的关键，是本文议论的中心。

　　第二段段，从作者亲自见闻的角度简略交待了仲永从神童沦为“众人”的过程。开头的“余闻之也久”，束上起下，一方面显示上段所写的内容即据传闻而得，另一方面又引出亲识其面的愿望。作者写了两次见闻：一次是仲永十二三岁时，“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暗示在这六七年中，仲永的诗毫无长进。如果说，五六岁儿童作的诗尽管稚拙，人们尚觉可观，那么六七年后写得反而不如以前听说的那样好，人们便非但不以为奇，且因先时之闻名而感到其名不副实了。第二次是仲永二十岁时。这次并未见面，只是听亲戚说：“泯然众人矣！”一句话就交待了这位从前的神童的结局。两次写法不同，但都极简练而有含蕴。“泯然众人矣”一语，把说话人漠然视之的态度生动地表现出来，与先前“邑人奇之”的情况恰成对照，而作者的惋惜感慨之意也隐见言外。

　　最后一段是作者对方仲永由一邑称奇的神童变成无声无息的普通人一事所发的议论，也是本篇思想的集中体现。作者首先指出，仲永的聪明颖悟是“受之天”，即来自天赋，而且他的天赋远超于一般的有才能的人。这正是为了反跌出下面的正意：“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关键原因是缺乏后天的教育和学习。到这里，已将上两段所叙述的情事都议论到了。但作者却就势转进一层，指出天赋这样好的仲永，没有受到后天的培养教育，尚且沦为众人；那么天赋本属平常的一般人，如果再不受教育，连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都不行。前者是宾，后者是主，在对比中更突出了一般人学习的重要性。就方仲永的情况看，这层议论仿佛是余波，但作者主要的用意正在这里。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资质平常的人总是多数。方仲永这一典型事例的意义主要不在于说后天赋好的人不学习会造成什么后果，而在于说明后天教育对一个人成长的决定意义。

　　题内的“伤”字就具有多层意蕴。首先是表层的，为仲永这样一个天资聪颖的儿童最终沦为众人感到惋惜；进一层，是感慨仲永虽有天赋，却没有遇上有利于他成长提高的环境。文中对其父以仲永为获利之资的叙写，就含有对泯灭天才的人为环境的批评。更进一层，从仲永的具体事例生发开来，感慨社会上许多资质平常的人不去努力学习提高，以致连成为众人都不可得。这样，作者所“伤”的就不再局限于仲永个人，而是许许多多不“受之天”又“不受之人”的众人，作者的感慨和文章的思想意义也就深刻多了。

　　这篇文章的语言十分精当。叙事部分仅以一百五十多字就完整地叙述了方仲永从五岁到二十岁间才能变化的过程，议论部分也不过七十余字，文中的每一词、句都有其确切的表达作用，而不是可有可无。例如第一段，首句交代籍贯、身份、姓名、家世，这不仅是必不可少的一般介绍，而且“世隶耕”三字是对“未尝识书具”“不使学”的必要铺垫，既衬托了方仲永的非凡天资，又暗示了造成他命运的家庭背景；一个“啼”字，生动地写出方仲永索求书具的儿童情态；“忽”“即”“立”三个副词，使一个天资非凡、文思敏捷的神童形象跃然纸上；“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仅一句话就刻画出方仲永父亲贪图小利而自得的可悲可叹的愚昧无知之态；“不使学”三字，看似平淡，却为方仲永的变化埋下伏笔，点出方仲永命运变化的关键。第二段叙事极为简要，仅以一“见”一“闻”一“问”就交代了方仲永后来的变化和结局。结尾的议论部分，言简意深，说理严谨。

　　该文是根据先前的史书改写的。因先前的史书已有较详细的记载，而又无新的史料可以补充，所以文章是根据从略的原则对先前史书的有关记载进行改写的。文章篇幅小，仅119字，虽极简略但剪裁精当，不仅保留了原文的精华和故事的完整性，而且以更精练的文笔突出了人物的风采，是一篇成功的改写之作。

　　该文以对话为主，其他内容均简说或不说。如对吕蒙的学习情况，仅以“蒙乃始就学”一句加以概括，至于他读了哪些书，又如何用功则只字未提。后文中吕蒙二人的谈话，只用一句“与蒙论议”来交代，两人谈论的是什么话题，吕蒙的哪些见解让鲁肃起敬的都略去不写。详略的安排极其精当。除对话外的其他语言也非常简省而意赅。情节发展上，孙权的刻意劝学终使吕蒙就学，他就学后的渊博学识又使鲁肃惊叹，吕蒙又紧承其叹发出“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的自信之语，上下文衔接自然，前因后果，井然有序。

　　该文写的是吕蒙在孙权劝说下“乃始就学”。孙权劝学，先向吕蒙指出“学”的必要性，即因其“当涂掌事”的重要身份而“不可不学”；继而现身说法，指出“学”的可能性。使吕蒙无可推辞、“乃始就学”。从孙权的话中，既可以看出他的善劝，又可以感到他对吕蒙的亲近、关心和期望，而又不失人主的身份。“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是情不自禁的赞叹，可见鲁肃十分惊奇的神态，以他眼中吕蒙变化之大竟然判若两人，表现吕蒙因“学”而使才略有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惊人长进。需要指出的是，鲁肃不仅地位高于吕蒙，而且很有学识，由他说出这番话，更可表明吕蒙的长进确实非同一般。“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是吕蒙对鲁肃赞叹的巧妙接应。从吕蒙的答话中可见吕蒙颇为自得的神态，吕蒙以当之无愧的坦然态度，表明自己才略长进之快之大。孙权的话是认真相劝，鲁肃、吕蒙的话则有调侃的意味，二者的情调是不同的。其才略很快就有惊人的长进而令鲁肃叹服并与之“结友”的故事，说明了人只要肯学习就会有长进，突出了学习重要性。

　　读书使吕蒙的言谈大有智慧，所以鲁肃的语气重在惊叹：“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吕蒙也仅说了一句话：“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话中既有对鲁肃大惊小怪的不以为然，更有一种书中多阅历，胸中有丘壑的自信，令人油然而生一种敬羡之情。吕蒙读书的功效是通过鲁肃的与吕蒙的对话从侧面展现出来的，他的惊叹衬托出了吕蒙今非昔比的事实。而话中的“吴下阿蒙”又将吕蒙的过去与现在进行了一个纵向的对比，得出了“变”的结论，而吕蒙之“变”的核心正是“才略”的猛增。

　　吕蒙的谦虚好学，鲁肃的英雄惜英雄，三位一体，足显作者的文笔功架之深厚。

　　宋濂少时勤苦好学，元时曾受业于文豪吴莱、柳贯、黄之门，得其薪传。于书无所不窥；自少至老，未尝一日释卷，故学识、文才俱登峰造极。及事明太祖，凡国家祭祀、朝会、诏谕、封赐之文，多出其手。相传明太祖尝以文学之臣问于刘基，基对曰：“当今文章第一，舆论所属，实在翰林学士臣濂，华夷无间言者。其次臣基，不敢他有听让。”（《跋张孟兼文稿序后》）当时日本、高丽使臣来京朝贡者，每问“宋先生安否”，且以重金购其文集而归。著有《宋学士集》《宋文宪全集》并行于世。宋濂文雍容高华，醇厚演迤，而多变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濂文雍容浑穆，如天闲良骥，鱼鱼雅雅，自中节度。”刘基于其所著《宋景濂学士文集序》中引欧阳玄赞濂之言曰：“先生天分极高，极天下之书无不尽读；以其所蕴，大肆厥辞。其气韵沈雄，如淮阴出师，百战百胜，志不少慑；其神思飘逸，如列子御风，飘然骞举，不沾尘土；其词调清雅，如殷卣周彝，龙纹漫灭，古意独存。其态度多变，如晴霁终南，众驺前陈，应接不暇，非具众长，识迈千古，安能与此!”他在文学上主张崇实务本，“必有其实，而后文随之”；强调“随物赋形”、“人能养气则情深文明，气盛而化神”（《文原》）。著名篇章有《秦士录》《王冕传》《胡长孺传》《李疑传》《环翠亭记》《看松庵记》等，《送东阳马生序》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叙自己“为学之难”，先揭示“嗜学，家贫”的主客观情况。“嗜学”，有强烈的读书愿望，浓烈的读书兴趣，而“家贫”则无力购书，无资聘师，无法结友。在这种处境下，唯有靠自己的“专心”、“劳苦”予以克服。作者先叙无书之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好读书却买不起书，只有走借书之途。再写借书之难，借来的书，不能污损，不可久待，只有“手自笔录，计日以还”。为了不逾约，即使是“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也“弗之怠”，仍要“笔录”。复写求师之艰。先写“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尝趋百里外”求教，不辞劳苦。乡贤因门人弟子众多，对他“未尝稍降辞色”，他不因冷遇而灰心，不因疏淡而反感，相反的却是“俯身倾耳以请”；甚至会遇到“叱咄”，而他却“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欣悦，则又请焉”。乡先达的态度愈差，他的态度却愈敬，可见求知的心诚。再写外出从师的“勤且艰”。“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道路、环境、季节、气候，都极恶劣，而他“足肤皲裂”、“四肢僵劲”，则置天寒地冻于不顾，山高路远而不管。对于衣、食、住也不讲究。寄居旅舍，一天两顿饭，无甘美肥鲜；一身粗布破袍，无光鲜锦绣。作者于前面以环境的恶劣突显其坚苦不移，这里则以“烨然若神人”的纨绔子弟为对比，反衬其独得其乐。正由于如此，不计客观条件的艰苦，执着追求，虚心求教，他才能“遍观群书”，而列于君子之列，居天子之侧，四海称其姓氏。从封建社会的“学而优则仕”的观点看，宋濂可谓学有所成的了。接着写诸生学习条件优裕而懈怠，回应上文，又明揭意图。作者仍然从食、住、书、师四个方面予以对比。太学生无衣食之患，相反的是鲜服美食；高堂大厦，群书毕集，师随左右，不像自己当年的学习，有“冻馁之患”、“奔走之劳”、“求而不得”之苦，可是条件好了，却有“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条件的优裕和效果的不佳又形成对照。作者在充分比照的基础上其理颖然而出：“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岂他人之过哉!”显示了不容置辩的力量。最后一节文字写作这篇序的目的：“勉乡人以学”。作者和马君则系同乡关系，又是位勤奋好学的青年，加之以长信为进见礼，言和色夷，是个流辈称其贤的“善学者”，因而才诚恳地以“为学之难以告之”。由于文中是以个人的经历和体会为例证的，因而要申说一下无“夸际遇之盛而骄乡人”的意思。作者在行文中也一直注意防止骄矜之意，写向人请教，说“余虽愚，卒获有所闻”，称自己“今虽耄老，未有所成”，以及“幸预”、“缀”、“谬称”等谦让之辞，纯然是长者之风，学者之范。

　　作者勖勉后生马君则，语重心长，寓理于事，其事一为己事，一为人事。叙己事，娓娓动听；述人事，头头是道。以己事与人事相比照，其理煜然。人事即为太学生事，马生系太学生中之一员。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太学生，是个“用心於学甚劳”的“善学者”，因而具有劝勉的基础，否则也不必如此谆谆告诫。这篇劝学篇，因为作者现身说法和严密对比，事繁而不芜。语简而意昭，不愧是宋濂的力作之一，也是明文中的佼佼者。

　　宋濂不仅学识丰赡，文才彪炳，而且政治经验富足，马生原是个用心于学的人，也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那作者又为何还要如此教诲？作者不说太学使人养尊处优，不求上进，而讲条件优越，要充分运用。这是因为他深知朱元璋登上宝座后一直妒贤嫉能、杀戮功臣，以巩固其统治。他的亲信谋士、开国功臣刘基就死于朱元璋的阴谋，开国元勋徐达、太师韩国公李善长、中丞涂节、吏部尚书詹徽、开国公常升等都被朱元璋以各种借口而杀害。宋濂可谓知时识世，在朱元璋大清洗之前就告老还乡，退居林泉。他这次“朝京师”，马生“撰长书以为贽”，对他加以赞颂，他为了避免朱元璋的疑忌，在赠序中不讲为国为民之类的涉嫌的话，而讲万年百处可说的读书问题。谈读书，还不忘赞扬一下太学，对皇帝主办的学校条件说了一番好话。从这里可见宋濂不仅饱有学识，而且老于世故。宋濂虽然如此小心谨慎，可是后来他的孙子与一案有牵，最后也诛及了他。

　　点评：欲得真学问，须下苦工夫。

　　《论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和他弟子的言行的书，由若干篇章组成，内容大多是关于学习、道德修养、为人处世的一般原则。所选十二则，一方面阐述了学习应该有谦虚好学的态度和勤学好问、实事求是的精神；另一方面阐述了温故知新、学思结合、学以致用的学习方法，对后世的教育理论影响极大。另外，还有关于思想道德修养的问题，教育人为人处世的原则等论述。

【不亦乐乎】：指快乐得无法形容。

【死而后已】：死了以后才停止。形容为完成一种责任而奋斗终身。

【温故知新】：温习旧的知识，得到新的理解和体会。也指回忆过去，能更好地认识现在。

【任重道远】：比喻责任重大，要经历长期的奋斗。

【择善而从】：指选择好的学，按照好的做。

【见贤思齐】：见到德才兼备的人就想向他学习，和他一样。

【三人行,必有我师】：一些人中必定有可以作为我的老师的人。指应该虚心地向一切有长处的人学习。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不要强加给别人。

【岁寒松柏】：比喻在艰苦困难的条件下节操高尚。

【三省吾身】：省：检查、反省；身：自身。原指每日从多个（三和九在文言文中有多个的意思。）方面检查自己，后指多次自觉地检查自己。

　　作者在这篇赠言里，叙述个人早年虚心求教和勤苦学习的经历，勉励青年人珍惜良好的读书环境，专心治学。文中生动而具体地描述了自己借书求师之难，饥寒奔走之苦，并与太学生优越的条件加以对比，有力地说明学业能否有所成就，主要在于主观努力，不在天资的高下和条件的优劣。作者的这种认识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但他所说的学习目的与内容，则不足取。文章层次分明，描摹细致，情意恳切，词畅理达。

　　《送东阳马生序》的劝勉之意是力透纸背的。全文对学之意义只字未提，仅在“非苦学无以成”上大做文章，这是因为，学习的重要，是妇孺皆知的道理，“学有所成”也是众人追求的目标。作者抓住怎样实现“学有所成”这一点，现身说法，语重心长，借褒扬同乡马君则，以教化太学诸生。

　　在《送东阳马生序》中，宋濂对年轻后生，并不避讳自己早年家贫、求学历尽千辛万苦的往事。文章中，他以现身说法，坦诚而具体地叙说了自己从幼年到成年的艰苦求学历程，用以勉励后生勤奋学习。其中，种种艰辛，令人慨叹；刻苦、勤奋的精神、虚心的学习态度，令人肃然起敬。

　　作者善于运用对比映衬手法，突出体现文章的主旨；同样是和颜悦色，侃侃而谈，循循善诱，让人乐于领悟其中的道理。

　　文中有求学时自己与同学的对比，从另一个侧面强调，不仅要矢志不移、不畏生活的艰难困苦，更要追求精神的充实；文中还以如今太学生求学条件之优越与自己当初求学之艰苦，从衣、食、住、学等方面进行鲜明对比，着重强调，学业是否有成，关键在于自身是否专心致志。

　　文章一开头便从难易问题下手，作者认为天下之事的难易是相对的，“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学习也是如此，只要脚踏实地去学，没有掌握不了的学问；反之，不通过学习，就是极容易的事也会被视作十分困难。在说明了难易的辩证关系之后，作者便引出了智愚的问题。天资不高，才能平庸的人，只要勤于学习，久而久之，也能有所成就，摆脱昏与庸的境地；而天资聪敏，才能出众的人，如果自暴自弃，不学无术，也将与昏庸者为伍。相传孔子的学说由智能鲁钝的曾参传给了子思，再由子思之徒传给了孟子。所以作者说：“圣人之道，卒于鲁也传之。”因而作者认为昏庸与聪敏是相对的，关键是取决于个人的努力。这第一段完全以论述的笔墨出之，明白地摆出了自己对学问之道的看法。

　　文章的第二段则通过一个故事，也可以说是一则寓言，进一步说明难易与成败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有志者事竟成，只要能坚定地朝既定的目标走去，必定是可以达到终点的。四川的贫僧和富僧都想去普陀山朝圣，贫者凭着一瓶一钵和坚定的意志，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富者虽有足够的钱可雇船前往，但由于自己的犹豫畏缩，终未能达到目的。作者由此说明了“立志”的重要。所谓“立志”，不仅是要树立奋斗的目标，而且要有百折不挠、知难而进的精神，这正是学习中第一可贵的。这一段通过具体生动的记叙，设想出人物的语言神态，形象地揭示出立志的重要，犹如一则寓言故事，虽然平易简单，却寓有深刻的道理。

　　最后一段结论，还是归结到聪敏与昏庸的问题：聪敏不可恃，昏庸也不可限，关键在于能否力学不倦。作者强调了学习中的主观能动作用，摆脱了天赋决定论的成见，劝人以学，对于不同天资的人都有勉励的作用。他对聪敏“可恃而不可恃”，对昏庸“可限而不可限”的辩证认识无疑都是很有见地的。

　　全文始终用了对比的方法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如一开始便从天下事“难”与“易”的不同落笔，指出在学习中“难”与“易”是相对的，可变的。接下来又从昏庸和聪敏及其与成败的关系立论，反复辨难，说理明白，使读者信服。蜀僧的一贫一富，贫者仅恃一瓶一钵，富者可以买船而下，结果贫者至南海而富者不能至，始终在强烈的对比中展开说理，增添了文章的生动性。文中多用偶句，如：“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以及“吾资之昏”与“吾资之聪”两段，“聪与敏，可恃而不可恃也”与“昏与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两段等在句法上都两两相对，给读者造成深刻的印象。文中并没有艰深的文词，只是娓娓道来，如一篇师长对晚辈的劝勉之词，语重心长，切合题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