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你喜欢
夜月楼台,秋香院宇。笑吟吟地人来去。是谁秋到便凄凉?当年宋玉悲如许。
随分杯盘,等闲歌舞。问他有甚堪悲处?思量却也有悲时,重阳节近多风雨。
月夜下的楼阁,飘满秋天香味的院落,欢笑快乐的人们来来去去。是哪个人秋天一到就悲伤凄凉?当年的宋玉就悲伤到这样。
吃饭喝酒要随其自然,对歌舞享乐看得平常一般。问他有什么可以悲伤之处?细细想想却也有悲伤的时候:重阳节快到了,秋风秋雨使人感到格外凄凉。
参考资料:
1、马玮主编,辛弃疾,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14.01,第172-176页
2、张碧波.《辛弃疾词选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11:第129页
篆(zhuàn)冈:地名,在带湖旁。宋玉:战国时楚国的著名诗人,屈原的学生,其代表作《九辩》有句云:“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如许:如此。
随分:随意,任意。等闲:平常,普通。甚堪:什么可以。思量:细细想想。
此词作于公元一一九〇年(绍熙元年庚戌)八月十七日夜。篆冈,是辛弃疾在上饶的带湖别墅中的一个地名。小酌,便宴。此词就是在这次吟赏秋月的便宴上即兴写成的。
上片写带湖秋夜的幽美景色,见出秋色之可爱,说明古人悲愁没有多少理由。“夜月楼台,秋香院宇”二句对起,以工整清丽的句式描绘出迷人的夜景:在清凉幽静的篆冈,秋月映照着树木荫蔽的楼台,秋花在庭院里散发着扑鼻的幽香。第三句“笑吟吟地人来去”,转写景中之人,十分浑然一体。这七字除了一个名词“人”之外,全用动词与副词,衬以一个结构助词“地”,使得人物动态活灵活现,欢乐之状跃然纸上。秋景是如此令词人和他的宾客们赏心悦目,他不禁要想,为什么自古以来总有些人,一到秋天就悲悲戚戚呢?当年宋玉大发悲秋之情,究竟为了什么?
上片末二句:“是谁秋到便凄凉?当年宋玉悲如许”,用设问的方式否定了一般文人见秋即悲的孱弱之情。宋玉的名作《九辩》中颇多悲秋的句子,如“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等等。辛弃疾这两句,对此加以否定。应该说,当年宋玉之悲秋,是有一定缘由的,辛弃疾这里不过是聊将宋玉代指历来悲秋的文人,以助自己抒情的笔势,这是对古事的活用。由这两句的语意看来,悲秋似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只有敞开胸怀,纵情吟赏秋色才是通达的啰!每个读者初读到此,情不自禁地产生这样的联想,而顺着作者这个表面的语调和逻辑继续阅读下去,思考下去。
其实,作者的本意并不在此!读了词的下片读者才知辛弃疾最终是要肯定悲秋之有理。只不过,他之所谓悲“秋”,已不同于传统文人的纯粹感叹时序之变迁与个人身世之没落,而暗含了政治寄托的深意。
上片那些欲擒故纵的抒写,乃是一种高明的蓄势反跌之法。换头三句“随分杯盘,等闲歌舞,问他有甚堪悲处?”仍故意延伸上片否定悲秋的意脉,把秋天写得更使人留恋。秋夜不但有优美的自然景色,而且还有赏心悦目的好事,可以随意小酌,可以随便地欣赏歌舞,还有什么值得悲伤的事呢?就这样,在上片“是谁秋到便凄凉”一个问句之后,作者又在下片着力地加上了一个意思更明显的反问,把自己本欲肯定的东西故意推到了否定的边缘。末二句突然作了一个笔力千钧的反跌:“思量却也有悲时,重阳节近多风雨。”这一反跌,跌出了此词悲秋的主题思想,把上面大部分篇幅所极力渲染的“不必悲”、“有甚悲”等意思全盘推翻了。到此人们方知,一代豪杰辛弃疾也是在暗中悲秋的。他悲秋的理由是,重阳节快来了,那凄冷的风风雨雨将会破坏人们的幸福和安宁。
“重阳节近多风雨”一句,化用北宋诗人潘大临咏重阳的名句“满城风雨近重阳”,这正是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说的“借古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辛弃疾之所谓“风雨”,一语双关,既指自然气候,也暗喻政治形势之险恶。稼轩作此词时,国势极弱,国运日衰,而向来北兵也习惯于在秋高马肥时对南朝用兵,远的不说,公元一一六一年(绍兴三十一年)金主完颜亮率三十二路军攻宋之役,就是在九月份发动的。稼轩《水调歌头》(落日塞尘起)一阕就有“胡骑猎清秋”的警句。鉴于历史的教训,闲居带湖的辛弃疾在密切注视政坛情况变化时,不会不想到边塞的情况。此词实际上表达了作者对当时政局的忧虑之情。这首词通过时节变化的描写来反映对现实生活的深沉感慨,气度从容;欲擒欲纵,文法曲折多变;巧妙采用前人诗句,辞意含蓄;通过比兴等手法,寄托政治感想。
我思古人,伊郑之侨。以礼相国,人未安其教;游于乡之校,众口嚣(xiāo)嚣。或谓子产:“毁乡校则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岂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维善维否(pǐ),我于此视。川不可防,言不可弭(mǐ)。下塞上聋,邦其倾矣。”既乡校不毁,而郑国以理。
在周之兴,养老乞言;及其已衰,谤(bàng)者使监。成败之迹,昭哉可观。
维是子产,执政之式。维其不遇,化止一国。诚率此道,相天下君;交畅旁达,施及无垠,於虖(hū)!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sì)之?我思古人!
我崇敬的古人,第一个就是郑国的子产。(他开始执政的时候),用礼制治理国家,大家还不理他那一套。来到辩论的场所--乡校,众人议论纷纷。有人对子产说:“毁掉乡校议论就停止了。”子产说:“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可以把它变成好事。哪能说是议论多了呢?也就是各抒己见嘛。对的,我们就采纳;不对的(或者可能把事情搞坏的),我们就防止;是好是坏,我们就观察一下嘛!河流不能堵塞,言论不能阻止。堵塞言路,主上蒙蔽,国家就要衰败了!”乡校没有毁掉,而郑国得以治理好。
周初兴盛,(是因为)奉养老成有德之人,听取他们的意见;(周厉王)衰败,是派人监视有意见的人的结果。成功失败的事例,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这子产啊,执政的方式(难得)。只因为难得,才治理一个郑国。真的都用子产执政的方式,帮助天下的君王,(天下就能)政通景明,达到无限。哎!天下没有治理好,(是因为)只有君王没有贤臣啊。谁能继承子产之风?(谁又具有子产之才)?我思慕古人。
译赏内容整理自网络(或由匿名网友上传),原作者已无法考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本站免费发布仅供学习参考,其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伊:句首语气词。侨,子产的名。礼:指治国的礼法纲纪。嚣嚣:喧哗的声音。侨,教,嚣,押韵。维:语气词。否,恶。弭:止。理:治,指平治。止,美,志,避,视,弭,矣,理,押韵。
养老乞言:周朝兴盛的时候,曾奉养一些年老而有声望的人,让他们提意见,帮助把国家治理好。谤者:指批评国政的人。
是:指示代词,这个。式:法式,榜样。维:通“惟”。这两句是说只因子产没有遇到圣君,他的教化就只限于一个郑国。化,教化。於虖:同“呜呼”。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众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众)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众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