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志

　　诗中“清朝饮醴泉，日夕栖山冈。高鸣彻九州，延颈望八荒”四句体现了“凰”高洁（或“超然脱俗”、“清高傲世”)的品性。这首诗整体上运用了托物言志（或“比兴”、“象征”）的表现手法，以凤凰自喻，抒发了诗人孤独无奈的苦闷心情和壮志难酬（或“报国无门”）的悲伤情怀。根据凤凰“饮醴泉”、“栖山冈”、“彻九州”、“望八荒”的举动，可以判断出凤凰志向远大、高洁。显然作者以凤凰自比（自况），根据它的心情“催藏”、“恨”、“心伤”几个词及伤心的原因的描写“高鸣彻九州，延颈望八荒”和“一去昆仑西，何时复回翔。但恨处非位，怆悢使心伤”可以推知，作者是孤独苦闷、壮志难酬。

　　阮籍的《咏怀诗》历来被誉为“旷代绝作”,同时也是绝对的难解之作,“百代之下,难以情测”。而飞鸟则是《咏怀诗》中最重要的诗歌意象，它们是阮籍主体人格的诗性外化，各种飞鸟意象体现着阮籍隐晦难测的内心世界。

　　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直接用飞鸟意象者29首，间接用者13首，总计42首。这些飞鸟意象的渊源，可追溯至《国风》、《离骚》、《庄子》、《山海经》。《国风》中的自然物象，多用以起兴；《离骚》的美人香草、俊鸟恶禽，多具象征意味，或以之刺激奸邪，或以之寓己高洁之志；《庄子》中的飞鸟意象，则多寓示不同的精神境界。而阮籍《咏怀诗》中的飞鸟意象，则三种意义皆有：他时而以俊鸟如凤凰、玄鹤寓其高洁之志和现实追求；时而以高鸟如鸿鹄、海鸟寄其逍遥之梦；时而借孤鸟寒鸟起兴，写其孤苦之思。各种不同的飞鸟意象，折射出阮籍不同的心理侧面，最终建构了阮籍复杂、矛盾的多重人格。《咏怀诗》第一首云：“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徘徊”二字，既为八十二首《咏怀诗》奠定了基调，也反映了阮籍和其他竹林名士共同的人格特点。

　　毛泽东诗词是中国革命的史诗，是中华诗词海洋中的一朵奇葩。《沁园春·雪》更被南社盟主柳亚子盛赞为千古绝唱。这首词一直是众人的最爱，每次读来都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又看到了那个指点江山的伟人，不由地沉醉于那种豪放的风格、磅礴的气势、深远的意境、广阔的胸怀。

　　然而，从发表之日起，这首词就遭到了诸多恶意的攻击，引发了旷日持久的争论。有人说它有帝王思想、君主气象；有人说它夸大自吹、离题万里；有人说它比喻不当、缺乏转折；有人说它词意稀疏、平淡无奇；甚至有人说它是模仿之作、旁人代笔……断章取义且流于表面，竟视金玉如砖石。

　　艺术追求含蕴，词中别有洞天。这首词因雪而得、以雪冠名，却并非为雪所作，而是在借雪言志。它隐藏了太多的秘密，包纳着无尽的玄机。其中的每一句都意有所指，是诗人所思所想的真实流露，是诗人对许多重大问题给出的回答。其情感之真挚、寓意之深远、哲理之精辟，令人拍案叫绝。

　　认清局势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好一个周天寒彻，好一场漫天大雪，好一番人间苦难！天地间被风雪改变了容颜，只见长城内外苍茫一片，了无生机，连滔滔黄河也被雪冻冰封，不再奔流。神州的北国仿佛进入了一种死寂状态。让人联想起了柳宗元写雪的名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1936年2月，毛泽东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过黄河，准备转往绥远对日作战。在陕西清涧县袁家沟筹划渡河时，突然飘起鹅毛大雪，他登高远望，面对苍茫大地，胸中豪情激荡，写下了这首词。其所在地，北距长城约150公里，东距黄河约25公里。可见，词中描写的不全是实景，而更多地是诗人脑海中的景象。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它屹立在中华大地的辽阔北疆，它代表着中华儿女的顽强不屈，它作为中原的万里防线曾无数次阻挡了外族的入侵。在雄伟的长城内外，正是一片战火硝烟。日本人威胁华北，炮口直指平津要地；殷汝耕投敌卖国，组织“冀东自治政府”；蒋介石不顾大义，鼓吹攘外必先安内。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奔腾咆哮着滚滚向前，它无私哺育着华夏文明，它与历史之河一同流淌见证着悠悠五千年荣辱兴衰。在浩荡的黄河之畔，又是一场生死搏杀。国民党集结了东北军、西北军、中央军，几十万军队围攻解放区。而中央红军刚刚到达陕北，人马只剩八千，立足未稳，粮弹奇缺。

　　站在群山之巅，顶着刺骨寒风，面对漫天飞雪，你会有怎样的心态呢？作为红军统帅，冒着内战炮火，迎对列强欺凌，你会做怎样的回答呢？广阔富饶的中华大地会冰封吗？浩瀚深长的中华历史之河会断流吗？从诗句中可以看到，毛泽东面临着怎样艰难的困局，拥有着怎样惊人的洞察，又进行着怎样深刻的思考！

　　指引战斗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舞”指飞舞，形容群山披雪似“银蛇”，蜿蜒曲折。“驰”指奔驰，形容白雪覆盖的丘陵如飞象奔驰。

　　“舞”和“驰”通过以动写静，形象地赋予了高原飞动的气势，使之生机勃勃。

　　刹那间，群山起舞，灵动如无数银蛇；高原奔驰，威猛如漫野蜡象。整个世界由死寂变成了欢腾，天地之间充盈着无穷的生机。风雪是天公之所赐，苦难乃历史之必然，但我们要打破冰封、战胜苦难，与天公一决高下。这就是一个强者对天公的回答，这就是一个民族对命运的回答！

　　但与天意对抗，需要怎样的力量、勇气和智慧呢？静默的群山起舞了，沉睡的高原觉醒了，化作了千军万马，在大地上纵横驰骋。群山在他手中成了战斗的武器，高原在他眼里就是胜利的阶梯。其精彩处，实难用语言来形容了！

　　他发现了人民的力量。他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研究。他唤醒人民起来造反，催发出中华民族的惊人潜力。那力量是无可匹敌的，只能用群山和高原来比拟；那力量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使整个大地都焕发出勃勃生机。经过革命思想的洗礼，东亚病夫就成了无敌金刚；经过万里长征的洗礼，工农红军已成了无敌劲旅。

　　他秉承了不屈的性格。他与他的兵将们都拥有着一种大无畏的胆气，不为任何敌人所吓倒。他们是永不言败的斗士，意志象群山和高原一样顽强。面对挑战，没有一点儿畏惧，有的只是超人的冷静；面对苦难，没有一点儿哀愁，有的只是高昴的斗志。汽油筒能当大炮来用，炸药包成了坦克克星，枪炮声宛如战地交响……

　　他掌握了战争的规律。他的军事思想的核心之一就是“动”，战略战术上都充满了一种灵性。他擅长在敌军重兵集团中灵活穿插，他能够在对方铁壁合围中出奇制胜。他的运动战让任何敌人为之折服，他的每一次胜利都象是一个奇迹。他以近乎艺术化的手法，导演出一幕幕战争力作，将兵法演绎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预言胜利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弹指间，已是云开日出；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这是想象雪后天晴的美丽景色。毛泽东早已经看到了战争的结局，向全世界发出了胜利的预言。那字里行间所透露出来的分明是扭转乾坤的气魄，分明是洞悉时空的慧眼。中国革命注定是一场极其艰难曲折、惊心动魄的斗争，但人民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会成功。雪后必然会天晴，不应有丝毫怀疑。

　　经常有人把“红装”误写成“红妆”，或认为两词意思相近，其实一字之差有天壤之别。红色代表着激情、忠诚、鲜血、革命，是我们团旗、党旗、军旗、国旗的主色。而给锦绣河山披上“红装”则象征了革命的彻底胜利。这一句正是在约亲密的战友们，等革命胜利之后重来看雪。红装与素裹并存，却没有丝毫矛盾。

　　革命进程中经常有人会疑问：我们如此弱小，敌人那样强大，红旗究竟能打多久？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人民军队的特点就是越打越强、越打越多。即使是第五次反围剿这样的惨败和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样的艰险，也不曾把革命的火种扑灭。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军队，必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成为所向披靡的无敌之师。

　　革命的胜利绝非偶然。虽然他依靠的是一个破破烂烂的中国，统帅的是一支工农组成的军队，装备的是一些战场缴来的枪弹，但已经没有什么力量能战胜中国人民。在随后的17年里，他领导中国人民接连战胜了凶残至极的日本法西斯，横扫了反动透顶的蒋介石集团，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在他面前，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赤子之心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这一段承上启下，祖国的山河是多么壮美。爱国主义是人类最崇高的感情之一，是诗人所有智慧和力量的源泉，也是他最大的精神财富。雪景唤起了他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激发了他“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历史使命感，使他心中充盈了无比的热爱和无限的激情。帝国主义列强妄图侵占这大好河山，而我们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

　　爱国情感造就出无数英雄。世界上没有不爱国的英雄，爱国与英雄之间总有一根红线相连。国家危难时刻，对祖国博大深厚的爱必然转化成誓死保卫她的决心。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就像火团一样，在每一个爱国者的胸中熊熊燃烧。我们要叫所有侵略者知道：中华是一块英雄辈出之地，神州是一块不可征服之地！

　　多么炽热的赤子情怀。早在学生时代，毛泽东就立志报国，身无分文徒步游历，积极接受进步思想。民族危亡关头，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率领红军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革命战争时期，他转战于大江南北，并有六位亲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朝鲜战争爆发，他又把儿子派到前线，壮烈牺牲之后埋葬在了异国他乡。

　　多么忠诚的赤子之心。峥嵘岁月里，中国共产党汇集了全民族最有才能和骨气的精英人物，组成了一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他们曾无数次弹尽粮绝，他们曾无数次濒临险境，他们曾吃草根维持生命，他们曾面对着非人酷刑。他们只要投向国民党或者日本鬼子，就可以升官发财，享受荣华富贵，但他们忠心不改。

　　文武之道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立国当以文武之道，武能平定乱世，文可富民兴邦。武力统一是前提，在混战中是不可能安心建设的；武力强盛是保障，在动荡中是不可能发展经济的。而只有文治才能使人民安居乐业，才能使国家走向强盛，才能使山河更加壮丽。“文采”、“风骚”，在这里显然是借用，指出了封建统治者们缺少文治的弱点。

　　武功曾经几度辉煌。扫除六合的秦始皇；平定匈奴的汉武帝；南征北战的唐太宗；结束纷争的宋太祖；纵横驰骋的成吉思汗……这些雄才大略的封建帝王、中华民族的天之骄子，把一部中华民族的历史演绎得那样烟波浩渺。历史不仅为我们论证了这个古老国度的战斗力，更为我们树立了驱除一切敌寇的自信心。

　　文治需要某种思想。封建时代的孔孟学说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只有少数人从中受益，也只会出现短暂的盛世。他不仅找到了马列主义，而且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毛泽东思想。这种思想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是为全体人民服务的，只有在它的指导下，中国才能实现富强的梦想，才会出现长久的盛世。

　　正是有了上述认识，所以他喜欢握笔而不喜欢摸枪，一生与书为伴而一生未发一枪。投身革命后，残酷而沉痛的现实才使他不得不抓起了枪杆子。在长征途中，贺子珍为他缝了一个装笔墨纸砚的多层口袋，他开玩笑地说：“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可以说，他是用笔杆子加枪杆子打碎了旧世界。

　　光明之路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好一句惊天之语！言有尽而意无穷，堪称为点睛妙笔。这震撼千古的结语，发出了超越历史的宣言，道出了改造世界的壮志，展示了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流露了对光明前途的无比信心。那一刻思接千载，那一刻洞悉未来，那一刻豪情万丈，那一刻傲视古今。

　　什么人才有资格评述千秋功过呢？“俱往矣”，写的是封建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交替。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结束了，帝王们乘着历史的航船渐渐远去，永不复返。共产党人要平定乱世，一扫民族近百年的屈辱和灾难，更要开创盛世，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新中国。也只有共产党人能肩负起使祖国大地繁荣昌盛的万钧重担，能肩负起使中华民族重铸辉煌的历史责任。

　　什么人堪称历史中的风流人物呢？毛泽东当然是其中之一，而且还是其中的佼佼者，但“无数英雄”绝不仅指五位杰出帝王，“风流人物”也绝不是在称孤道寡。他深知，历史从来不是某个人的独角戏，历史必将催发出无数英雄豪杰、风流人物。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他们为治理国家而呕心沥血；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他们为保卫国家而流血牺牲；张思德、王进喜、雷锋……他们为建设国家而无私奉献。这一句正是对所有革命者和建设者的赞美，是对所有为祖国献身者的赞美，是对所有为人类造福者的赞美。

　　是什么激发了诗人的创作灵感呢？诗成时，毛泽东思想已经基本成型，他完成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寻找，他为中国开辟了一条无比辉煌的光明大道，他已经远眺到了一条升腾而起的东方巨龙。自豪感、愉悦感等人生顶峰体验奔涌而出，让他怎能不引吭高歌！于是冰雪有了诗情，山河有了画意，于是才有了这千古绝唱！

　　否定帝王

　　有人借这首词攻击毛泽东想当帝王，甚至批判他是封建君主，却恰恰暴露了他们自己的浅薄和狭隘。确实，词中充盈着雄视天下的气魄，显示出包纳天地的胸怀。以数千人马迎战百万之众的领袖人物怎能没有这样的气质？这是一种领袖风范，而绝非什么帝王思想。

　　作者请出历史人物，并非为了回到历史。对于中国历史中最杰出的五位帝王，他用了一个“惜”字，余者如晋武帝、隋文帝、朱元璋、清圣祖……就更加不值一提。他对封建礼教深恶痛绝，对封建君主深怀蔑视，对官僚风气深感忧虑。甚至于，他发动了那场文化大革命，要把一切封建意识和落后思想彻底地清除干净。

　　毛泽东一生不慕富贵。青年时代，他就写下了“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诗句，帝王之位对他而言何足挂齿！他视察大江南北，从不带家属。他住中南海，亲戚都不许住。他的孩子坐公共汽车上学，在公共食堂吃饭，长大后没有享受特殊待遇，也没有一个当官的。连他的稿酬也作为党费来管理，不曾留给子女和亲戚。

　　毛泽东一生不图享乐。长征途中，他始终坚持步行，和普通战士一起爬雪山过草地，吃尽了各种艰难困苦；延安时期，他住在两间窑洞，所有的财物是一卷铺盖、一顶蚊帐和几件衣物；建国以后，他依然生活简朴，饮食只要求粗茶淡饭，睡衣上竟有73块补丁；困难时期，他主动地节衣缩食，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

　　1944年，毛泽东在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话。他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勤务员，用一生履行着“为人民服务”的诺言。他曾对人说：“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你们吃他吧，你们吃肥了好去为人民服务。”

　　1949年，在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动情地高喊：“人民万岁！”他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把人民当作真正的英雄。他相信人民拥有惊人的英勇、超人的耐力、伟大的技巧和无比的坚决。他领导革命的历程就是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的历程。他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据《本草纲目》载：蘘荷有赤白二种，“白者入药，赤者堪噉”。主治“中蛊及疟”、“溪毒，沙蝨，蛇毒”，“诸恶疮”。从诗的字面上看，种白蘘荷是防中蛊的。首四句写蛊毒之毒，人之制蛊是为了谋取不义之财。“谋富不为仁”是诗眼，既是恶人制蛊之由，又是诗人疑惧之本，更是种白蘘荷以防中蛊的直接根源。中间十句叙述诗人的见闻与感受。“蔬果自远至”，往来客商多，有谋取黑钱的机会，因此，有人将“蛊”奉若神灵。看到酒铺老板殷勤劝客，诗人便联想到古训：甜言蜜语里有毒药，光华的外表包臧祸机。自己是中州贬谪来的罪人，更需警觉，因而心怀恐惧，害怕银钱买来灾祸，所以越是饥饿越要小心。最后八句是果，诗人自己殷勤种植白蘘荷是“托以全余身”。全诗平直如话，然而见情见志，而又尖锐地抨击了贪鄙之徒。

　　公元805年（永贞元年），太子监国，宦官又得势，韦执谊为相，见风使舵，过河拆桥，永贞革新失败。诗人是王叔文集团的重要成员，贬谪为永州司马，“日无治事，时恐惧”（《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序》），“蒙耻遇僇，以待不测之诛”（《对贺者》）。诗人借怕中蛊毒而描述了这种恐惧心理，“”一语破的，往事不堪回首，前途更觉渺茫，实中有虚，虚中寓实。诗人面对的是腐败的朝政，朝政如制蛊一般。诗人借人之制蛊而不仁不义为喻，直刺朝政当值者之贪鄙。诗人对这帮人是不吝笔墨的，在《设渔者对智伯》一文中，曾借渔者之口，以“五卿相吞食”为例，对贪鄙之徒作了十分形象的描写，“若范氏，中行氏，贪人之土田，侵人之势力，慕为诸侯，而不见其害。”对宦场作了深刻的讽喻。在《杜兼对》中，直斥“兼，凶狡人也。”诗人在诗中托“夷族”制蛊，“杯酒盈肆陈”的描述，指斥那些甜言蜜语、表面光华的人，其本质在于“谋富为不仁”，一针见血，入木三分。面对严酷的现实，诗人理想的追求如故，纯真的情操依旧，诗人喻之为“种白蘘荷”。防中蛊不靠祭神，而植之以“嘉草”，以嘉草而治中蛊是神农黄帝嘉誉的，诗人孜孜以求，精心培植，而终于“纷敷碧树阴”。诗人以借喻手法，表现了自己有坚定的理论信仰和在困境中不屈不挠的品格。诗人曾经说过：“君子志正而气一，诚纯而分定，未尝标出处为二道，判屈伸为异门也。固其本，养其正，如斯而已矣。”（《送萧錬登第后南归序》）诗人坚持唯物论，在“出”“处”“屈”“伸”的不同境遇中，养成端正精一的志向，坚守“利安元元”的本性，诗中“种白蘘荷”正是这种固本养正的最形象最精炼的概括。固本养正而治“中蛊”正是此诗的主题所在。

　　白居易主张诗文“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又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这首诗完全体现了他的这种理论主张，既不为艺术而艺术，又不为自我而艺术。诗中反映出他能跨越自我、“兼济”天下的博大胸襟，表现了诗人推己及人、爱民“如我”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封建社会开明官吏乐施“仁政”、惠及百姓的进步思想，激动人心。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是全诗的警句，反映了白居易的思想：大丈夫贵在兼济天下，做利国利民之事，不能只顾独善一身。白居易《与元九书》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白居易自谦称）虽不肖，常师此语……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这两句可视为白居易的抱负和志向，也可视为他希望实行“仁政”的政治主张和处世哲学。这是古代正直的、欲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

　　作品结尾四句“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源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它表明，两位伟大诗人的博爱情怀都是一致的。宋代黄澈在《巩溪诗话》中曾对两诗的优劣进行了论述。其实这大可不必区分优劣。两人都是面对自我处境的一种超越，只不过老杜并未愁苦于个人饥寒、白氏并未沉溺于个人饱暖而已，皆为难能可贵。无论自身寒暖，诗人心中念念不忘、重重忧虑的都是天下百姓。

　　作品艺术的高明之处在于，表面写的是“稳暖”，实质写的是“仁政”。或者说，“稳暖”只是其写实，“仁政”才是其虚拟，即意象创造。白居易在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被任命为河南尹，辖区就是洛阳城。后来，他又写了一首内容相近的诗《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其中写道：“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同样表达了他的爱民激情，同时也蕴含着他的“仁政”理想。他在《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诗中说得异常明确：“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古代丝织品总名）亦非纩（细丝绵），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唐制：经五次考绩才可转官。意谓任满），与君展覆杭州人。”显然，白氏所谓“裘”，实乃“法度”、“仁政”的一种象征。不管是“盖裹周四垠”，还是“都盖洛阳城”，均要实施“法度”、推行“仁政”。作为封建官吏，他要维护的当然是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也给平民百姓带来一定益处。

　　此是一首言志曲。它表达出了作者的一片浩然之气，真正达到了“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境界。不管谁人成败(无力改变,并非消极避世)，谁兴帝业，我绝不依附，永葆自由之身。

　　这首诗与李白的《拟古十二首》其十一很相似。《拟古十二首》其十一曰：“涉江弄秋水，爱此荷花鲜。攀荷弄其珠，荡漾不成圆。佳期彩云重，欲赠隔远天。相思无由见，怅望凉风前。”除六字不同外，余皆相同。这或许是由于传抄之误的缘故。

　　“涉江玩秋水，爱此红蕖鲜。”芙蕖即荷花，所以《拟古》中又作“爱此荷花鲜”。秋高气爽，秋水浩淼，首先就给人以清新、凉爽及高雅、纯洁之感。此时江上弄舟，领略一番江水秋色，已是够惬意的了，然而最引人入胜、最逗人喜爱的，还是那婷婷玉立的鲜红的荷花。从字面上看，这是通过写景而点明了时间地点。但从诗歌意象的沉积所蕴含的内容看，这已不是单纯描景，而是暗含了这位女子如花似玉的体貌及纯洁高雅，坚贞自守的品格。“涉江”一词，最早见于《楚辞·九章》，那是屈原借以抒发愤世忧国之情并表现其纯洁高雅、坚贞自守的品格。这里虽无愤世忧国之意，但借以表现女子纯洁高雅，坚守贞操的品格和向往专一的爱情，也是未尝不可的。梁元帝《赋得涉江采芙蓉》诗云：“叶卷珠难溜，花舒红易倾。”孔德昭同上题诗云：“朝来采摘倦，讵得久盘桓。”辛德源《芙蓉》诗亦云：“涉江良自远，托意在无穷。”就都是借以表现女子对专一爱情的渴望与向往。当然，这一点还需结合下句的“爱此红蕖鲜”理解。梁吴均《拟古四首》其三《采莲曲》云：“锦带杂花钿，罗衣垂绿川。问子今何去，出采江南莲。辽西三千里，欲寄无因缘。愿君早旋返，及此荷花鲜。”“荷花鲜”，就已完全象征着年轻貌美的女子及其纯洁坚贞的品性。可见李白《拟古》中作“爱此荷花鲜”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可以说，李白的这首诗，与上引吴均诗有着极为密切的内在联系。从整首诗的布局来看，首二句还只是兴起，但它在感情的抒发与意境的创造上，已为整首诗奠定了基调。

　　“攀荷弄其珠，荡漾不成圆。”圆大的绿荷之上，滚动着颗颗晶莹的水珠，仔细把玩之中，才突然发现荡漾中的水珠并不是圆的。这只是字面上的理解，实际上，这两句诗巧妙地暗寓了这位女子细微的内心活动。这里，既受到梁元帝“叶卷珠难溜，花舒红易倾”的启发，同时与南朝民歌《西洲曲》中“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的诗句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诗人运用了南朝民歌中常用的叶音与双关的艺术手法，“荷”谐音合，“攀荷”即有希望匹合成双之意。“不成圆”的“圆”，又双关为团圆之圆。那么由“攀荷”到“不成圆”，已非简单的动作与物象描写，而是重在刻画这位女子由对专一爱情的渴望而感发的焦虑与苦闷的心态。诗歌由开始轻松愉快的赏秋玩荷，到感物而发后的焦虑苦闷，这在意脉上是一次转折，在情感上是一次跌宕。因而，下面便很自然地过渡到直抒对“佳人”的思念之情：“佳人彩云里，欲赠隔远天。相思无因见，怅望凉风前。”

　　“佳人彩云里”，可以说是受到《西洲曲》“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的启发。然而在李白的诗中，“彩云”，却带有一种虚无飘渺、行踪不定的意象，如其《宫中行乐词八首》其一：“只愁歌舞散，化作彩云飞”，就有相似之处。“欲赠隔远天”，则更明显是受到了《古诗十九首·涉江采芙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又《古诗十九首·庭中有奇树》：“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及吴均“辽西三千里，欲寄无因缘”等诗的影响，借以表现对远方情人无限思念而又无可奈何的强烈情感。末二句是进一步抒发相思之苦与惆怅无奈的悲哀情思。“怅望凉风前”，不仅有外貌的描写、心理的刻划，而且与首句“涉江玩秋水”遥相呼应，并与整首诗的情感、气氛相统一，这就使得诗歌意境自然浑成，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李白的这首诗所受前人的影响是不小的，把它归入“拟古”之组诗，亦不无道理。但是，在完整、统一的意境创造上，这首诗却不为前人所囿，具有独自的风格特征。其一，诗歌虽然始终并没有对女主人公作正面的描写，但从诗歌意象及意脉中可以看出，这位女主人公除具有年轻貌美的特征外，对专一爱情的追求与向往是执着的，其内心情感是细腻而又复杂的。其二，在诗歌意脉的变化上，由赏秋玩荷经情因物牵到相思苦闷的过程，过渡自然巧妙，毫无人工的痕迹。诗歌紧紧围绕“攀荷”这一短暂的细节，把女主人公由“爱此红蕖鲜”到“相思无因见”的整个内心的细微变化，揭示得一览无余。这与前人相比，就显得更为凝炼、更为集中。全诗运用委婉含蓄的艺术手法，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人物的内心情感。

　　此诗的作者是一位皇帝和一位僧侣。据《庚溪诗话》，“唐宣宗微时，以武宗忌之，遁迹为僧。一日游方，遇黄檗禅师（按：据《佛祖统纪》应为香严闲禅师。因宣宗上庐山时黄檗在海昌，不可能联句）同行，因观瀑布。黄檗曰：‘我咏此得一联，而下韵不接。’宣宗曰：‘当为续成之。’（以下联句从略）其后宣宗竟践位，志先见于此诗矣。”可见，禅师作前两句，有暗射宣宗当时处境用意；宣宗续后两句，则寄寓不甘落寞、思有作为的情怀。这样一首托物言志的诗，描绘了冲决一切、气势磅礴的瀑布的艺术形象，富有激情，读来使人激奋，受到鼓舞，故也竟能为农民革命领袖冯云山所喜爱。艺术形象往往大于作者思想，这也是一个显例。

　　此诗的首句是瀑布的溯源。在深山之中，有无数不为人知的涓涓细流，腾石注涧，逐渐汇集为巨大山泉，在经历“千岩万壑”的艰险后，它终于到达崖前，“一落千丈”，形成壮观的瀑布。此句抓住瀑布形成的曲折过程，赋予无生命之物以活生生的性格。“不辞劳”三字有强烈拟人化色彩，充溢着赞美之情，可与《孟子》中一段名言共读：“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艰难能锤炼伟大的人格。此句似乎隐含这样的哲理。

　　近看巨大的瀑布，砯崖转石，跳珠倒溅，令人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之感，却又不能窥见其“出处”。惟有从远处望去，“遥看瀑布挂前川”时，才知道它来自云烟缭绕的峰顶。第二句着重表现瀑布气象的高远，寓有人的凌云壮志，又含有慧眼识英雄的意味。“出处高”则取势远，暗逗后文“终归大海”之意。

　　写瀑布经历不凡和气象高远，刻画出其性格最突出的特征，同时酝足豪情，为后两句充分蓄势。第三句忽然说到“溪涧”，照应第一句的“千岩万壑”，在诗情上是小小的回旋。当山泉在岩壑中奔流，会有重重阻挠，似乎劝它留步，“何必奔冲下山去，更添波浪向人间”（白居易《白云泉》）。然而小小溪涧式的安乐并不能使它满足，它心向大海，不断开辟前程。惟其如此，它才能化为崖前瀑布，而且最终要东归大海。由于第三句的回旋，末句更有冲决的力量。“岂能”与“终归”前后呼应，表现出一往无前的信心和决心。“作波涛”三字语极形象，令人如睹恣肆浩瀚、白浪如山的海涛景象。从“留”、“归”等字可以体味结尾两句仍是人格化的，使人联想到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的豪情壮怀。瀑布的性格至此得到完成。

　　全诗二十二句，离合成“鲁国孔融文举”六字。表示孔融字文举，鲁国（国相当于郡）人。每四句为一单位，离合成一新字，六字本应二十四句，但因“文”是独体字，只离不合，故只二十二句。

　　具体离合情况，以前四句为例。第一句渔父屈节，看不出要离哪一个字。第二句水潜匿方，才暗示“渔”字的偏旁“水”潜藏了，离得“鱼”字。第三句与时进止，第四句出行施张，暗示“时”（汉碑作“旹”）字的偏旁“出”（近似）远行了，离得“日”字。“鱼”与“日”合成“鲁”。以下五字，照此类推。值得注意的是古今字体不同，今又繁体简化，加上诗人又持灵活态度，故今天离合，不免有些困难。

　　这种离合诗，类似于春秋时代的瘦辞，战国时代的隐语，魏晋至今的谜语、灯谜，在文化娱乐活动中，颇能引人入胜。

　　“诗言志”（《尚书·尧典》），“发乎情”（《毛诗序》）。严羽《沧浪诗话》据以重申：“诗者，吟咏情性也。”此篇离合体既是篇幅不短的四言诗，其中又有“我”，自然表达了诗人的情志。《文心雕龙·谐隐》云：“古之为隐，理周要务”，意思是它的用意同国家大事结合得很紧。细绎这诗，确是如此。诗人虽“遁辞以隐意”，但由于“志在靖难”，仍然情见平辞。

　　从《后汉书》本传看，诗人初入仕途，即检举中官亲族，陈对罪恶，言无阿挠。后居九列，则对曹操书疏倨傲。时人脂习与融相善，每戒融刚直，责令改节，也没听从。此诗“与时进止”，“隐曜”、“韬光”，似乎不是出自诗人之手。但事物往往是复杂多变的。郗虑承望曹操风旨，以微法奏免融官。诗人要矢志不渝，就只能改变斗争策略和方法，以退为进，这即此诗的主旨。可以推测，此诗的创作时间，应在公元207年（建安十二年）即其免官三年以后。

　　开头四句，提纲挈领，宣示了今后的斗争策略。屈节即折节，他觉得应该折节易行，像渔父一样在水乡潜藏，隐匿方直个性。不是长往而不反，“与时进止”，时机一至，还得“出行施张”，大展“靖难”素志。《易·乾·文言》：“与时偕行”。又《艮·彖辞》“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两句秉承《周易》哲理，作为指导今后行动的纲领。“吕公”四句，用吕尚隐钓渭滨的典故来比况自己今后的潜隐不言。一“饥”一“钓”，写出了吕尚卖食棘荆、屠于朝歌、钓于渭滨、初时仅为劳动谋生的纯朴形象，及其闭口不言政治的原因。当然还有更大原因：“九域有圣，无土不王”，殷王朝君临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吕尚开初是不敢也不暇谋人之国的。以上八句是第一段。

　　“好是正直，女回予匡”，转而追溯自己斗争历程。“好是正直”是《诗经·小雅·小明》成句。好，爱。“女”，通“汝”。“回”，奸邪不正，包括了董卓、刘表、褒绍、袁术、曹操等军阀。《后汉书》本传云：“会董卓废立，融每因对答，辄有匡正之言”，“及献帝都许，每朝会访对，融辄引正定议，公卿大夫皆隶名而已”，“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论建渐广”。正是这种正色立朝的高志直情，博得了史家范晔对他所做的“山有猛兽者，藜藿为之不采”的赞叹。他不只是让奸雄害怕而已，他还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措施。以下两句就此展开描述。“海外有截”见《诗经·商颂·长发》，其上句为“相土烈烈”，原是歌颂契的孙子相土的。相土在夏后之世，承契之业，入为王官之伯，威武烈烈，四海之外，截尔整齐，皆守其所职，不敢内侵外畔。诗人引此，亦以自励，表达了一匡天下的远大抱负。但空有抱负还不能济事，“隼逝鹰扬”，表现了诗人为实现抱负而要采取的行动和姿态。逝、扬同义，即鹰隼飞扬。《诗经·大雅·大明》“时维鹰扬’，描写将帅勇武，如苍鹰搏击，勇猛迅速。《左传》引臧文仲教子事君的话说：“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诗人在《荐祢衡表》中说：“鸷鸟累百，不如一鹗。使衡立朝，必有可观。”这些都是这诗句的注脚。

　　以上四句写的是诗人的黄金时代。感情炽烈，令人神往。以下写反曹斗争的失败、原因及退却。“六翮不奋”，当是暗喻祢衡被逐、董承等被诛、及诗人自己被黜等一系列曹操排斥、屠戮反对派的事件。班固《拟连珠》：“臣闻鸾凤养六翮以凌云，帝王乘英雄以济民。《易》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六翮”、“羽仪”均喻辅佐王朝的英雄、表率。六翮不能奋飞，正是诸人被逐、被诛、被黜的形象描写。祢衡《鹦鹉赋》：“顾六翮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清人何焯评这赋说：“全是寄托，分明为才人写照。正平（祢衡）豪气不免有樊笼之感，读之为之慨然。”然则这诗句还暗喻献帝和自己均由此而有樊笼之感和俯仰由人之痛。班固所引《易》，是《渐》上九爻辞。意思是鸿鸟渐进，至于高顶，进处高洁，其羽乃可用为物之仪表，可贵可法。这诗句说“羽仪未彰”，则说明渐进还没至高位，羽毛还不可用为仪表，暗喻时机还不成熟，力量还不雄厚。董承等人轻举妄动，结果招致失败，引来杀身之祸。血的现实既然如此，诗人便转入退却。

　　以下几句，详说“退却”，回应到开头。“龙蛇之蛰”见《易·乾·文言》：“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求伸、存身，互文见义。诗人引此成句，意在不是消极存身，而应积极求伸，待时而动。“俾也可忘”见《诗经·邶风·日月》。也，之，代词。要麻痹对手，使自己成为可忘之人，不加戒备。“玟璇隐曜”以下五句都承上蛰伏铺开描写。“放言”有二解。《论语·微子》“隐居放言”，包咸注曰：“放，置也，不复言世务也。”《易·坤·文言》：“天地闭，贤人隐。《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括囊，闭束袋口，后因以比喻闭口不言。可见这两句不求名利，不言世务，亦非消极存身，而在谨慎进取。

　　“按辔安行”，压住缰绳，使车马安闲徐进。这一句似乎是承上“放言深藏”，表现诗人悠然自得的隐士生活。然而下面“谁谓路长”，一句兜转，锋芒毕露。它与《论语·泰伯》“任重而道远”、《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相反，是一种真理在手，胸有成竹，稳操胜算的乐观信念，这也再现了诗人在青州被围，“流矢雨集，戈矛内接”的危急情况下，“隐几读书，谈笑自若”，从容镇定的可爱形象。这首诗的确是诗人免官后的行事准则。孔融在免官后年余，又拜太中大夫，退居闲职，宾客日盈其门，融常叹曰：“坐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他确实做到了没有失言。后来路粹枉状杀他，只好算老帐，抓他二十年前在北海说的和十年前与祢衡说的所谓“大逆不道”的话，而这些话尽是路粹和曹操的夫子自道，曾教鲁迅发笑过的。人为刀俎，己为鱼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曹操们太卑鄙了。所以苏轼作《孔北海赞》曰：“文举在天，虽亡不死。我宗若人，尚友千祀。视公如龙，视操如鬼。”（《东坡集》卷二十）

　　这首诗的艺术特征，也有值得一谈的地方。首先，此篇是政治抒情诗，却用离合体来表达，一身二任，难度很大；若无高超笔力，难免顾此失彼，无异作茧自缚，旱海行舟。但在言出祸随的黑暗时代，不是回互其辞使人昏迷的离合体，又难以表达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诗人匠心独运，因难见巧，居然写得珠联壁合，两全其美，凑泊无迹，浑然天成。正如《文心雕龙·风骨》引刘桢语说的：“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

　　其次，使事用典，是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中经常运用的艺术表现手法之一。但堆垛故实，翻腾旧句，则又如眼着金屑，不能卒读。而这首别有寄托的离合体则不然，它借重经史成句以售其巧，典故越习见，越多，表达效果反而越好。诗人因利乘便，正好“借彼之意，写我之情”。若有意，若无意；若连贯，若不连贯。久经咀嚼，义蕴深远。加上“四言文约意广”（钟蝾《诗品序》），一字又可虚涵数意，故能广包众理，耐人寻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好调动欣赏者的再创造。

　　全诗二十二句，离合成“鲁国孔融文举”六字。表示孔融字文举，鲁国（国相当于郡）人。每四句为一单位，离合成一新字，六字本应二十四句，但因“文”是独体字，只离不合，故只二十二句。

　　具体离合情况，以前四句为例。第一句渔父屈节，看不出要离哪一个字。第二句水潜匿方，才暗示“渔”字的偏旁“水”潜藏了，离得“鱼”字。第三句与时进止，第四句出行施张，暗示“时”（汉碑作“旹”）字的偏旁“出”（近似）远行了，离得“日”字。“鱼”与“日”合成“鲁”。以下五字，照此类推。值得注意的是古今字体不同，今又繁体简化，加上诗人又持灵活态度，故今天离合，不免有些困难。

　　这种离合诗，类似于春秋时代的瘦辞，战国时代的隐语，魏晋至今的谜语、灯谜，在文化娱乐活动中，颇能引人入胜。

　　“诗言志”（《尚书·尧典》），“发乎情”（《毛诗序》）。严羽《沧浪诗话》据以重申：“诗者，吟咏情性也。”此篇离合体既是篇幅不短的四言诗，其中又有“我”，自然表达了诗人的情志。《文心雕龙·谐隐》云：“古之为隐，理周要务”，意思是它的用意同国家大事结合得很紧。细绎这诗，确是如此。诗人虽“遁辞以隐意”，但由于“志在靖难”，仍然情见平辞。

　　从《后汉书》本传看，诗人初入仕途，即检举中官亲族，陈对罪恶，言无阿挠。后居九列，则对曹操书疏倨傲。时人脂习与融相善，每戒融刚直，责令改节，也没听从。此诗“与时进止”，“隐曜”、“韬光”，似乎不是出自诗人之手。但事物往往是复杂多变的。郗虑承望曹操风旨，以微法奏免融官。诗人要矢志不渝，就只能改变斗争策略和方法，以退为进，这即此诗的主旨。可以推测，此诗的创作时间，应在公元207年（建安十二年）即其免官三年以后。

　　开头四句，提纲挈领，宣示了今后的斗争策略。屈节即折节，他觉得应该折节易行，像渔父一样在水乡潜藏，隐匿方直个性。不是长往而不反，“与时进止”，时机一至，还得“出行施张”，大展“靖难”素志。《易·乾·文言》：“与时偕行”。又《艮·彖辞》“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两句秉承《周易》哲理，作为指导今后行动的纲领。“吕公”四句，用吕尚隐钓渭滨的典故来比况自己今后的潜隐不言。一“饥”一“钓”，写出了吕尚卖食棘荆、屠于朝歌、钓于渭滨、初时仅为劳动谋生的纯朴形象，及其闭口不言政治的原因。当然还有更大原因：“九域有圣，无土不王”，殷王朝君临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吕尚开初是不敢也不暇谋人之国的。以上八句是第一段。

　　“好是正直，女回予匡”，转而追溯自己斗争历程。“好是正直”是《诗经·小雅·小明》成句。好，爱。“女”，通“汝”。“回”，奸邪不正，包括了董卓、刘表、褒绍、袁术、曹操等军阀。《后汉书》本传云：“会董卓废立，融每因对答，辄有匡正之言”，“及献帝都许，每朝会访对，融辄引正定议，公卿大夫皆隶名而已”，“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论建渐广”。正是这种正色立朝的高志直情，博得了史家范晔对他所做的“山有猛兽者，藜藿为之不采”的赞叹。他不只是让奸雄害怕而已，他还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措施。以下两句就此展开描述。“海外有截”见《诗经·商颂·长发》，其上句为“相土烈烈”，原是歌颂契的孙子相土的。相土在夏后之世，承契之业，入为王官之伯，威武烈烈，四海之外，截尔整齐，皆守其所职，不敢内侵外畔。诗人引此，亦以自励，表达了一匡天下的远大抱负。但空有抱负还不能济事，“隼逝鹰扬”，表现了诗人为实现抱负而要采取的行动和姿态。逝、扬同义，即鹰隼飞扬。《诗经·大雅·大明》“时维鹰扬’，描写将帅勇武，如苍鹰搏击，勇猛迅速。《左传》引臧文仲教子事君的话说：“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诗人在《荐祢衡表》中说：“鸷鸟累百，不如一鹗。使衡立朝，必有可观。”这些都是这诗句的注脚。

　　以上四句写的是诗人的黄金时代。感情炽烈，令人神往。以下写反曹斗争的失败、原因及退却。“六翮不奋”，当是暗喻祢衡被逐、董承等被诛、及诗人自己被黜等一系列曹操排斥、屠戮反对派的事件。班固《拟连珠》：“臣闻鸾凤养六翮以凌云，帝王乘英雄以济民。《易》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六翮”、“羽仪”均喻辅佐王朝的英雄、表率。六翮不能奋飞，正是诸人被逐、被诛、被黜的形象描写。祢衡《鹦鹉赋》：“顾六翮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清人何焯评这赋说：“全是寄托，分明为才人写照。正平（祢衡）豪气不免有樊笼之感，读之为之慨然。”然则这诗句还暗喻献帝和自己均由此而有樊笼之感和俯仰由人之痛。班固所引《易》，是《渐》上九爻辞。意思是鸿鸟渐进，至于高顶，进处高洁，其羽乃可用为物之仪表，可贵可法。这诗句说“羽仪未彰”，则说明渐进还没至高位，羽毛还不可用为仪表，暗喻时机还不成熟，力量还不雄厚。董承等人轻举妄动，结果招致失败，引来杀身之祸。血的现实既然如此，诗人便转入退却。

　　以下几句，详说“退却”，回应到开头。“龙蛇之蛰”见《易·乾·文言》：“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求伸、存身，互文见义。诗人引此成句，意在不是消极存身，而应积极求伸，待时而动。“俾也可忘”见《诗经·邶风·日月》。也，之，代词。要麻痹对手，使自己成为可忘之人，不加戒备。“玟璇隐曜”以下五句都承上蛰伏铺开描写。“放言”有二解。《论语·微子》“隐居放言”，包咸注曰：“放，置也，不复言世务也。”《易·坤·文言》：“天地闭，贤人隐。《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括囊，闭束袋口，后因以比喻闭口不言。可见这两句不求名利，不言世务，亦非消极存身，而在谨慎进取。

　　“按辔安行”，压住缰绳，使车马安闲徐进。这一句似乎是承上“放言深藏”，表现诗人悠然自得的隐士生活。然而下面“谁谓路长”，一句兜转，锋芒毕露。它与《论语·泰伯》“任重而道远”、《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相反，是一种真理在手，胸有成竹，稳操胜算的乐观信念，这也再现了诗人在青州被围，“流矢雨集，戈矛内接”的危急情况下，“隐几读书，谈笑自若”，从容镇定的可爱形象。这首诗的确是诗人免官后的行事准则。孔融在免官后年余，又拜太中大夫，退居闲职，宾客日盈其门，融常叹曰：“坐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他确实做到了没有失言。后来路粹枉状杀他，只好算老帐，抓他二十年前在北海说的和十年前与祢衡说的所谓“大逆不道”的话，而这些话尽是路粹和曹操的夫子自道，曾教鲁迅发笑过的。人为刀俎，己为鱼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曹操们太卑鄙了。所以苏轼作《孔北海赞》曰：“文举在天，虽亡不死。我宗若人，尚友千祀。视公如龙，视操如鬼。”（《东坡集》卷二十）

　　这首诗的艺术特征，也有值得一谈的地方。首先，此篇是政治抒情诗，却用离合体来表达，一身二任，难度很大；若无高超笔力，难免顾此失彼，无异作茧自缚，旱海行舟。但在言出祸随的黑暗时代，不是回互其辞使人昏迷的离合体，又难以表达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诗人匠心独运，因难见巧，居然写得珠联壁合，两全其美，凑泊无迹，浑然天成。正如《文心雕龙·风骨》引刘桢语说的：“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

　　其次，使事用典，是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中经常运用的艺术表现手法之一。但堆垛故实，翻腾旧句，则又如眼着金屑，不能卒读。而这首别有寄托的离合体则不然，它借重经史成句以售其巧，典故越习见，越多，表达效果反而越好。诗人因利乘便，正好“借彼之意，写我之情”。若有意，若无意；若连贯，若不连贯。久经咀嚼，义蕴深远。加上“四言文约意广”（钟蝾《诗品序》），一字又可虚涵数意，故能广包众理，耐人寻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好调动欣赏者的再创造。